好的，我帮你改写这篇文章，保持段落原意，字数变化不大，并适当丰富细节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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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元年（1628年），江西临川知县张采遇到了一桩让他颇为头疼的麻烦事。

不久前，张采收到了两位挚友——吴昌时和张溥的来信。信中，二人都希望他能以地方官的身份，对临川县的士人艾南英施以严厉的处罚。

须知，艾南英可不是等闲之辈。他与临川另一批才子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同为反对八股文的代表人物，曾公开批判权奸魏忠贤，合称“江右四大家”，被当时文坛视为领袖。

更让张采为难的是，告状的吴昌时和张溥不仅与他私交甚笃，还是当时著名文人结社“复社”的创始成员。复社因坚持理学、抗衡权势，被称为“小东林”，在朝廷士大夫和学校生员中拥有数万门徒，其影响力丝毫不逊于艾南英。

两方均为文坛重量级人物，究竟为何会剑拔弩张？

说来也颇为荒谬，张溥在信中直接揭示了冲突原因：“阅艾千子（南英）所编房选，公然大肆攻击，令人震惊。吾辈与豫章有何过失，竟遭如此反戈一击！”

这里的“房选”，是文社成员专门编撰的书籍，用于研习八股文技巧，类似今日流行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教辅书。

张溥认为，艾南英在编写此类辅导书时，除分析八股文考题外，竟夹带大量攻击同行的恶意言论。

因市场份额有限，艾南英辅导书销售不佳，便利用关系网发动封杀与投诉，目的就是打击竞争对手，这便是张、吴二人的核心不满。

这场明末教辅书行业的内斗，最终不了了之，但却为我们窥见古代科举体系背后的复杂生态打开了一道黑暗裂缝。

如今的教培行业，仿佛无人能逃脱曲一线、薛金星、王后雄、任志鸿、荣德基等“五大梦魇”打造的辅导书市场封闭。

似乎只有穿越回古代，才能享受一份清净。

然而，历史的残酷之处在于，只要参加科举，便无法摆脱教辅材料和培训班的双重“加压”。

无数怀揣改变命运梦想的士子，心态与当代家长无异——只要学不死，就拼命学。

于是，聪明人察觉了商机：编写教辅书籍。

科举教辅史上第一位“吃螃蟹”的人，非白居易莫属。他将多年备考心得汇编成书《策林》，相当于历年必考题的汇总，许多内容是他本人考场上的独家绝招。

白居易29岁中举，意气风发。放榜当日，他兴奋地奔赴长安大雁塔下炫耀：“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在重视“三十而立”的古代，这年龄已不算少年，但在唐代“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科考场上，白居易的成就确实值得骄傲。

然而，长安虽是国际大都市，商业繁荣，房价居高不下。即使当年权倾一时的姚崇，也未能在城内分得“福利房”。初入仕途的白居易，顿时陷入经济拮据的尴尬。

他于是决心将备考经验公开，整理成册，命名为《策林》，让天下学子“付费获取”。

白居易发现，唐代进士科最大的难点是策论，这类似今天的高考作文，考察考生的诗赋才华。

为此，他专门撰写七十五篇范文，涵盖“为君为圣之道”、“施政化民之略”、“求贤选能之方”、“整肃吏治之法”、“省刑慎罚之术”、“治军御兵之要”、“矜民恤情之核”、“礼乐文教之功”等八大主题，指引士子如何写出高分策论。

有趣的是，第一个通读《策林》并取得优异成绩的人，竟是白居易一生的挚友元稹。

唐代考中进士只是“入门票”，还需通过吏部选拔考试才能正式授官。白居易与元稹曾同住一屋，元稹因此得以研读这本“通关秘籍”，最终在中书判拔萃科中名列前茅，一举踏入官场。

不仅如此，元稹迅速攀升仕途高峰，娶得富贵世家女儿，成为高官韦夏卿的“上门女婿”。

见兄弟风生水起，白居易再接再厉，推出吏部考试押题书《百道判》，与《策林》一脉相承。该书广受欢迎，甚至获得官方认可。

与靠押题取巧的士子不同，一些人相信“慢工出细活”，只有通过系统培训，才能考场稳定发挥。

当时，文人李宽在湖南衡阳的石鼓山上创办“石鼓书院”，立志成为超脱世俗的学者。

彼时，书院多以洛阳丽正书院为范本，主攻儒学经典整理，与科举授课联系不大。李宽却另辟蹊径，利用有限资金在书院旁建精舍，等待学生上门求学。

起初，李宽的理念未能吸引众多士子。

直到晚唐政局动荡，官办学府停摆，士子流离失所，石鼓书院这类书院成了难得的“避风港”，学子蜂拥而至。

进入宋代，石鼓书院稳居四大名书院之首，成为科举校外培训的先锋。

为吸引更多士人，书院陆续邀请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及“东南三贤”朱熹、张轼等名儒讲学。

随后，应天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纷纷效仿，掀起书院教育和科举人才培养的热潮。

两宋时期，学儒者扎堆书院，打造讲学品牌，响应政府“学而优则仕”的号召，推动书籍出版与阅读兴盛。

得益于北宋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印刷术，单字模可随意组合成句，民间印刷业迅速发展。沈括评价此技：“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

主客观因素共同促进，宋代教辅产业一飞冲天。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虽然蔑视科举，曾言“朝廷若欲复中原，须废科三十年”，却对科举辅导乐此不疲。

他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并强调科举仍是士子唯一出路，鼓励学生努力应试。

朱熹的学问越做越大，他在福建建宁府先后创建寒泉精舍、紫阳书院、竹林精舍，自任校长兼总教官。

与朱熹为竞争对手的吕祖谦，同为“东南三贤”，认为科举发展是书院繁荣的根基，主张科举考试与招生讲学结合。

他在给朱熹的信中提到：“科举之习于成己成物诚无益，但往在金华，独学无伴，士子无以切磋。故开举业之路，以择质美者告之，效果显著。”

吕祖谦的应试策略类似白居易，重视策论作文。

他要求补习弟子，无论基础如何，均需“时文十日一作”，即十天写一篇时政作文，既练文笔，又熟悉时政。

除此之外，吕祖谦还出版了名声极高的押题宝典“小黄书”，因其黄帛封面而得名。

坊间流传，得此秘笈，未必能中进士，却有望出仕做官。

吕祖谦此举对朱熹构成巨大挑战：有了“小黄书”，谁还愿意去听朱熹那费时费力的讲座？

两位金牌导师因此暗生嫌隙，暗中较劲。

吕祖谦禁止弟子与非士人“短打”交流，朱熹则批评其违背孔子“有教无类”原则，称吕祖谦不宜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