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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和西汉虽然同属刘氏家族建立的王朝，但两者的军队规模差距却大得惊人，几乎让人怀疑这两朝是否真的同一家人所创。西汉的军队数量庞大，远远超过了东汉，这背后反映的是两个朝代截然不同的军事动员和组织体制。

西汉时期的军事动员能力极为强悍，甚至超越了它的前辈秦朝，可以说是古代军国主义动员体系的巅峰之作。西汉法律规定，所有成年男子必须服役两年，且明确要求“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这使得人口在3500万至5000万之间的西汉，理论上能够动员出1400万至2000万兵力（尽管由于财政和实际操作的限制，达不到这个极限）。所有西汉成年男子都必须接受弓箭和弩箭的射击训练，服兵役之前还要通过严格的军事技能考核。考核合格后，根据他们的地理位置、家族财产和个人专长，分配为骑士、材官或楼船士等不同兵种。若某男子未能通过军事基础考核，他所在的家族不仅要多缴纳口算钱，还会在公务员录用等社会事务中受到歧视，几乎是一种强制性的军事社会化。

西汉的军事训练几乎是终身制，退役士兵在秋季都会被地方太守召集进行年度的武艺考核，也就是著名的“都试”。考核内容以射箭为主，要求士兵用弩箭在120步的距离上射出12箭，命中一半即为合格。表现优异者会被记录在案并当场奖励。如果有人的射击成绩多年稳居十里八村前列，他就有资格被提拔为亭长。西汉的亭长多由退役的材官或骑士担任，他们的制服与材官或都试的优胜者相同。成为亭长或亭卒的基本条件，就是必须是弓弩射击的优等生。亭卒俗称“弩父”或“褚”，肩负着基层军事防务的重要职责。

由于全民皆兵、全民皆训，西汉军队的规模异常庞大。汉武帝时期，郡国兵力曾达到约70万人。西汉郡国兵的最大动员比例可达总人口的1/63到1/36之间，通常年份兵力约40万。边防军方面，西汉在鼎盛时也能动员最多60万兵力。比如汉武帝时，南方楼船兵超过二十万人参与讨伐南越，数万骑兵驻守三河以西抵御西羌，还有数万人筑令居农田守卫。汉代边防军人数波动较大，到汉宣帝时期，因边境战事减少，边防军人数锐减至两万余人，常年约为十几万人。

除了郡国兵和边防军，西汉中央常备军兵力约十万，其中主力为卫尉卫士约四万五千人。除此之外，西汉还在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新张掖七郡设立了七个归降匈奴的属国，组建了规模从一万到数万不等的属国骑兵，其中最大记录是四万人。此外，西汉还有一支特殊武装力量——刑徒。刑徒并非全是刑事犯，很多因欠债或工作失误被判刑的平民也被列为刑徒。因为这些人多半接受过军事训练，且犯错不严重，西汉政府便将他们视作廉价劳动力和兵源。一个被派往边疆守卫的刑徒每月能领到281文工资，虽然比正规军低几十文，但数万甚至十万刑徒的存在，极大增强了西汉的军事力量。

西汉的最大兵员动员能力超过一百万，平时能维持70万至90万的庞大军队规模。遇到大规模外敌入侵时，边塞和战区郡国还能极限扩充兵力。西汉的动员体系沿袭了秦朝模式，但由于人口远多于秦朝，其动员极限也远超前朝。

相比之下，东汉的军力则显得十分薄弱。东汉中央军仅有约12538人，且兵权分散在多个长官手中，因此末期董卓仅凭3000人的私人部队便能震慑各路军头，掌控洛阳。东汉废除了“都试之役”和“戍卒岁更制”，不再实行全民军训和全民军事动员。内地郡国兵被取消，只有36个边塞郡保留常备军，单个郡兵力约4000人，整个东汉郡国军总兵力仅14至15万人。

东汉改用募兵制，取代全民兵役，靠财政买兵。一旦战事发生，地方长官便打开府库招募当地勇猛剑客、游侠及豪族武装，形成部曲制度。各地豪强对所在州郡长官效忠如主君，这也为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和分裂埋下伏笔。

东汉的属国骑兵数量大幅增加，属国数量达17个，并且新增乌丸、鲜卑等骑兵力量，常用于对匈奴、羌人的征伐。东汉属国骑兵最大出兵记录达11万人。东汉最大一次军事动员出动约20万人，而末年为镇压凉州叛乱的常备军也不过4万人（这部分军队原为皇甫嵩和董卓分管，后被董卓夺取）。

从整体军事体制看，西汉以相当的人口支持的军队规模约为东汉的四倍，这反映出体制上的巨大差异。西汉是由豪杰创建的王朝，建立了完善的古典军国主义动员体系；而东汉则是豪强势力妥协而成，未能恢复全民动员体制，军力自然远逊于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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