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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7月23日，地点是当时的首都南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在全城乃至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令无数人震惊不已。原因很简单，当时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已经到了极为严峻的阶段，几乎所有人都以为身为中华民国领导人的蒋介石，会坚定地投身于抗日斗争中，至少也该做好防御准备。但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在《告全国同胞书》中却依旧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的观点，这种表态怎能不让人愤怒和失望？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面对国内反对的浪潮，蒋介石竟然再度大放厥词，公开解释他为何要暂时搁置抗日，集中力量剿灭共产党。他大意说，“中国如果亡于日本，我们还能做亡国奴；但如果亡于共产党，那连奴隶的地位都没得争取！”这样的言论，怎能不令人感到震惊？

蒋介石的思想令人费解，究竟他为何会认为共产党比日本侵略者更危险呢？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逻辑？

不同立场，截然不同的结局

在我看来，这其中有三大根源。首先是阶级矛盾的本质。

众所周知，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是因为它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简单来说，就是人人平等、天下大同、共享财富。俗话说“人不患寡而患不均”，共产党正是希望建立一个人人富裕、没有嫉妒和不公的社会。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共产党必须对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把富人的财富分给穷人。在这一过程中，最大受益者是广大无产阶级，包括工人、农民、学生等，这也正是共产党主体成员的来源。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无产阶级坚定支持共产党的理念，但资本主义阶层则绝不会善罢甘休。虽然有极少数心怀大爱的资本家愿意分享财富，但人性中的贪婪让大多数富人坚决抵制共产主义。他们宁愿死守财富，也绝不会轻易放弃。

因此，一个主张平等，一个守护既得利益，这种矛盾注定了双方的对立和冲突。将视角放回国共两党身上，共产党代表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国民党则代表地主、资本家阶级，甚至自身就是这些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

如此水火不容的局面，胜者生存，败者必亡。这种“亡”与外敌入侵的局面完全不同。历史上即使一国被他国侵占，受损最深的依然是普通百姓，他们在内外势力的夹击下苦不堪言；而资本家和地主则往往只受到象征性的惩罚，生活仍能维持稳定，甚至在“以A制A”的政策下，生活条件有时还会更优越。

一边是人财两空，一边是丧失主权却能继续安享生活，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正因如此，蒋介石才会认为共产党带来的威胁远超日本侵略，这也是他宁愿中国沦为亡国奴，也绝不允许共产党夺权的根本原因之一。

个人野心与时代环境的交织

其次，蒋介石个人的思想和野心也深刻影响了他的决策。两个政见不同的党派共同执政，中国本可以发展成像美国那样的两党制国家。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虽然针锋相对，但仍和平共处，避免了内战。

但蒋介石不愿权力分散，他根深蒂固地相信统治者必须高高在上，国家必须是一言堂。也就是说，他沿袭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专制理念，将国民党打造成他的“私人王朝”。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中华民国并非真正的民主国家，而更像一个伪装成民主的封建政权，俗称“蒋家王朝”。

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怎会允许任何人分享他的权力呢？尽管蒋介石的独裁野心明显，但理论上国共和平共处还是有一线生机的。毕竟经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国人的思想已有转变，若蒋介石过于压迫，农民起义或民主运动迟早会爆发，代价将难以承受。

在正常情况下，舆论压力和社会动荡会迫使蒋介石做出妥协。然而，彼时国内的力量对比截然不同，国共两党军事实力悬殊。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共产党的军队无论在人数还是装备上都远远落后于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这种实力差距，让蒋介石更加肆无忌惮地坚持“先灭共，后抗日”的策略。

对日态度中的幻想与误判

第三，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充满了幻想和暧昧，这与他早年的留日经历密切相关。

1906年4月，年仅十九岁的蒋介石目睹了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决心远赴日本留学，立志“师夷长技以制夷”。他抵达日本后，亲眼目睹了一个现代化、富强的国家与当时衰弱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这进一步坚定了他学习日本先进经验的决心。

他不仅刻苦攻读书本知识，还积极与日本民众、学生交往，探究日本崛起的秘密。经过长期观察，蒋介石总结出三大日本强国秘诀：

一是独裁体制，日本天皇集权，统领全国，凝聚所有力量推动国家发展。蒋介石极为认同这一点，故在国民党内推行独裁统治。

二是强军战略，日本政府重视军事建设，持续投入力量发展军事实力，蒋介石也致力于军工业和武器装备的现代化。

三是依托美国，蒋介石深知日本从“黑船事件”起借助西方力量实现近代化，对美国怀有特殊感情。

综合以上，蒋介石对日本既感激又敬畏，认为短期内中国无法击败日本，应该与之和解合作，而非对抗。他坚信中日之间虽有矛盾，但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实现共同发展，甚至联手抗衡欧美列强。

然而，这种幼稚的幻想使他放松了警惕，不愿正视日本的侵略野心。历史证明，日本“欺软怕硬”，越是忍让，越会被欺辱。蒋介石多次对日挑衅无动于衷，宁愿耗费国力剿共，最终酿成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悲剧。

真的下令不抵抗了吗？

在阶级矛盾、个人野心和政治幻想交织下，蒋介石错误地提出“攘外必先安内”，认为即使让日寇践踏中国，也胜过被共产党夺权。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本对蒋介石仍有所忌惮，不确定他是否会真下令不抵抗。

当晚十点，伴随着柳条湖铁路的一声爆炸，日军的侵略正式开始。尽管北大营八千东北军准备抵抗，军令却如山，命令他们不许反击。最终，东北军只能无奈地看着战友被屠杀，营地被占领。

日军震惊于中国军队的不抵抗，随即派遣大量援军，迅速攻占东北全境。此时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张学良愁眉苦脸，而蒋介石却仍专注于剿共，这种局面怎能不让国人愤怒？

那么，究竟是谁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还是蒋介石？

答案显然是蒋介石。即便张学良起初误判形势下令不抵抗，后续面对全面入侵，他必然会请示蒋介石。作为国家领袖，蒋介石的命令不可违抗。

很多人可能质疑，张学良曾亲口承认是自己决定的，为何我如此确信是蒋介石呢？原因有三：

首先，事变前夕蒋介石曾发神秘电报给张学良，内容被怀疑是“禁止抵抗”的命令。虽原件失踪，但张学良的多位亲信证实此事，加上蒋家对电报态度的反应，真相几乎无可辩驳。

其次，结合蒋介石对日本的幻想和对共产党的敌视，他极可能用换取日本支持剿共的代价，做出不抵抗的决策。而张学良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与日本有血海深仇，若无上级压力，绝不会轻易放弃抵抗。

最后，张学良在1990年台湾承认下令不抵抗时，仍处于蒋家势力依旧影响深远的环境下，坦白实情恐招致报复，难以完全表露真相。

综上所述，当年下达不抵抗命令的，极大可能是蒋介石。大家怎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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