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统内幕》一书中，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曾声称，正是他与毛人凤联合挖坑、设局，把郑介民挤出了保密局。然而，回顾真正的潜伏者、原军统局行动处少将处长程一鸣的回忆录后，我们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郑介民并非被迫离开保密局，而是在晋升为“国防部”常务次长后，按照规定不能再兼任保密局局长。就像历史上的海瑞一样，郑介民身为正直清廉之人，尽管并不图功名，却不得不辞去原职，离开了保密局。

程一鸣在其著作《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中也明确提到，郑介民离开保密局后，依然是毛人凤的“上司”。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应当知道，保密局的全称是“国防部保密局”，这个细节告诉我们，保密局实际上隶属于“国防部二厅”，而该二级单位的管理，直接由郑介民担任的常务次长所负责。由此可见，郑介民的离职，并非出于被挤压，而是职务变动的自然结果。

随着蒋介石败逃台湾，为了扶持蒋经国的上位，特务系统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重组与调整。保密局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同时新增了一个以郑介民为局长的“国安局”。在新体制下，所有来自情报局、宪兵司令部等单位的情报，都需要汇总到郑介民领导的“国安局”，再上报蒋经国，最终由蒋经国报告给蒋介石。这一系列的结构调整，突显了郑介民在整个情报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在沈醉与毛人凤争夺局长之位的过程中，沈醉毫无疑问地站在了毛人凤一方。因此，他在回忆中将郑介民描绘得极为负面。事实上，沈醉本是戴笠的亲信心腹，毛人凤与戴笠有着深厚的师徒关系，而郑介民则曾在复兴社特务处与戴笠发生过权力斗争，因此他与沈醉的关系并不融洽。尽管如此，沈醉在写作中往往没有顾及到郑介民的广泛影响力与价值，反而更倾向于贬低郑介民，以凸显毛人凤的能耐。

郑介民不仅是军统局的最后一任正局长，也是保密局和国安局的首任局长。在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心中，郑介民始终是他们更为信赖和依赖的人物。蒋经国与郑介民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有过深厚的交情，此外，郑介民在复兴社的能力与背景也让他在蒋氏父子眼中更具价值。而与毛人凤相比，郑介民显然更具实力与影响力。与此同时，郑介民在老蒋与小蒋心目中的地位，也常常被忽视和低估。

沈醉并非唯一一位能够揭露军统与保密局内幕的高级特务。与沈醉平级的程一鸣，甚至比他更高的文强，也都有相关的回忆录。文强，电视剧《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晋升中将的时间背景也清晰可见——他在九十二岁时，仍然饱含深情地回忆起与戴笠的深厚情谊。文强在回忆中提到：“戴笠对我一向有信任，也始终以礼相待。我从未为升官而请求过，却因此升得比他还要高。”这段话透露出他与戴笠之间无可替代的关系。

根据《文强口述自传》的记载，文强是在抗战胜利后，凭借自身在抗日战争中的突出表现，得到了胡宗南与孙连仲的推荐，最终晋升为中将。1946年，蒋介石正式批准了这一晋升决定，时年文强39岁。文强回忆起他当时接手东北局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军统内部复杂的权力博弈及背后的人际关系。

在文强的回忆中，我们看到，尽管他与郑介民有着较深的关系，但他依然需要与毛人凤、唐纵打好关系以确保自己在局中稳定的位置。在程潜的支持下，文强决定前往湖南，程潜对文强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欢迎。程潜邀请他到湖南一同工作，并表示，如果文强希望继续从事文官或武官的工作，自己可以为他安排合适的职务。这种积极的支持和对文强能力的认可，显示了程潜对他极高的评价。

当时的军统局局长郑介民、毛人凤和唐纵，每个人都有着独特的背景和资源。文强在与他们告别时，郑介民的反应颇为特殊，尽管他对文强的离开表示不悦，但这种不悦背后，反而透出了郑介民对文强的重视和依赖。他以兄长的身份劝文强留下，并提出可以为他保留名义上的职务。相比之下，毛人凤对文强的离去显得不那么在意，甚至对文强的选择表现出一定的猜疑和敌意，这与郑介民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文强最终选择了离开军统，虽然这一决定并未改变他被俘的命运，但他从未后悔过这一步：“我虽然成为战犯，但从未因军统的事被追究过，这证明我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文强的选择展示了军统内部的巨大危险与不稳定，而他跳出这场权力的漩涡，虽然最终未能避免厄运，但在他看来，这一步是正确的。

通过文强与郑介民、毛人凤告别的事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两位军统高级领导的不同态度。郑介民始终表现得忠诚且关心部下，而毛人凤则更多展现了政治上的权谋与阴谋。对于文强来说，哪位领导更值得依赖，显而易见。郑介民虽然一生屡屡处于权力的阴影中，但他与毛人凤的较量，亦让我们看到了更为深刻的权力博弈和复杂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