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的局面持续了多年，山东作为一个重要的地理和战略区域，涌现出了大量的军事才能和名将。在这场混乱的局势中，许多来自鲁地的将领表现出色，他们被认为是最具战斗力的军队指挥官之一。无论是基层指挥官还是中高层领导，山东籍的将领们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和策略眼光。然而，尽管有这么多的军事人才在军阀混战中崭露头角，却鲜有将这些山东将领凝聚起来，形成独立的“鲁系”军阀派系。

那么，为什么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尽管山东将领实力雄厚，他们却没有单独成立一个鲁系军阀？这其中的原因，必须从清朝末期的动荡局面谈起。当时的大清帝国已经濒临崩溃，慈禧太后在国内外压力下，不得不签署一系列屈辱的条约，丧失了大量国土和主权，而这些举措令民众愤慨，社会动荡不断。义和团、红灯照等民族复兴的运动势力崛起，反清复国的号召愈发高涨。在这片动荡的背景下，一位年轻的军事才俊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了清朝末年的焦点人物——袁世凯。

袁世凯，原名袁项城，早年留学朝鲜并在当地受过军事训练，回国后很快便获得了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的机会。袁世凯在这里带领了大约八千人的新军，逐步积累起了自己的影响力。他对于当时国内外的军事形势有着独到的见解，并通过奏折将自己的分析呈送给慈禧太后，内容涉及军事训练、管理制度的改革建议，尤其对山东的战略局势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袁世凯提出，德国强租胶州湾，并有意扩张至日照、连云港等地，这一行为若不加制止，其他列强必将效仿，最终将使国家陷入更深的困境。

袁世凯还建议，应该统一军事训练，制定标准化的管理制度，以便提升军队的战斗力。这些意见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高度评价，她认为袁世凯的分析深刻、提案可行，遂决定任命他为山东巡抚。此时，山东巡抚正面临平定义和团的任务，但因治理不力，局势混乱。袁世凯趁机上任，凭借自己在新军的积累以及当地的政治资源，开始迅速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

在任职山东巡抚的短短两年内，袁世凯通过组织、训练和整顿，使得原本相对混乱的山东军队迅速壮大，甚至发展出了几万人的军队。许多后来在北洋政府中担任要职的高级将领，正是当时通过袁世凯的提拔和培养，逐步走上了军事舞台。袁世凯在清末的北洋新军中逐步崭露头角，最终成为了北洋军阀的核心人物。

然而，尽管袁世凯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北洋大佬，他的政治抱负却变得日益膨胀。在一系列改制和政治斗争中，袁世凯最终通过一系列手段废除了清朝的帝制，自己登上了大总统的位置。然而，随着他的帝制梦的破灭，北洋政府的局势也开始陷入了动荡。在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分裂成直系、奉系、皖系等多个派系，但这些派系的核心力量，依然大多数来源于当年袁世凯在山东任职时培养的军事人才。

有趣的是，尽管这些来自山东的将领在民国时期占据了军阀派系中的重要位置，但由于地域、历史背景和文化认同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并没有选择独立建立“鲁系”军阀。这一方面与山东自身的地理位置有关，齐鲁大地处于东北部，是兵家必争之地，拥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另一方面，山东籍的将领多与其他军阀派系中的高层将领有着深厚的友情和战友情谊，他们在各大派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始终没有打算自立门户。

此外，山东作为一个战略要地，其特殊的地理条件决定了这里并不适合单独成立军阀。以张宗昌为例，他曾隶属于奉系军阀，在山东一带活动多年，却最终因缺乏战略纵深而难以在乱世中稳固根基。张宗昌在张作霖死后曾试图北撤，但最终被困在关外，最后逃往日本并被暗杀。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即便是拥有强大军事能力的将领，也难以在山东这一战略要地上稳定立足。

尽管如此，像孙传芳、吴佩孚、王占元、张怀芝等出身山东的军阀将领，虽然曾活跃于北洋政府的各大派系，但无论他们在各自派系中多么高升，始终没有考虑过建立独立的鲁系军阀。此种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战略原因，山东地理条件的限制以及同根同源的文化认同，使得这些名将更倾向于在既有的军事框架中发展自己，而非单独开辟一片天地。

总的来说，尽管民国时期山东涌现了大量的猛将，这些将领却未曾脱离原有的派系，背后既有地理条件、战略需求的客观因素，也有政治局势和文化认同的影响。如果真的有人试图在这个动荡的时期另立山头，结局可能就如张宗昌一样，最终会自取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