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日撰写的《军事顾问李德回忆：长征前夜，项英一再告诫我要警惕毛泽东的举动》一文中提到，1934年10月16日傍晚，中共中央、红军总部以及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终于率先踏上了于都浮桥，标志着长征的开始。当时，毛主席手里拿着一把已经破旧的油纸伞，脚下穿着草鞋，坚定地迈出了他在长征路上的第一步。虽然红军的总人数高达10万人，如果毛主席能够调度这些人，他或许能够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但遗憾的是，他此时手无权力，只能默默忍受这一切，带着无尽的悲愤踏上了漫长的征途。

对于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老覃在早期的《1933年，彭德怀身陷敌军堡垒群，毛主席忧心如焚，先后寄了两本书》一文中提到，毛主席曾提出过两种作战方案：一个是“诱敌深入”，即让敌人自投罗网，再将其一举歼灭；另一个方案则是从敌人背后进攻，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击溃敌军。可惜，这两种方案都遭到了博古和李德的无情否决，未能采纳。

在《1933年，红军被围，毛主席想出了一个迅速改变天下局势的奇谋险计》一文中，老覃还提到，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爆发，毛主席提出一个极为大胆的计划——带领红军突进到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地，直逼杭州、南京等大中城市。然而，博古等人仍然执迷不悟，固守保守主义路线，错失了这一难得的机会。

面对敌人的“碉堡战术”，博古和李德等人只懂得死守阵地，拼死抵抗，结果却寸步难行。毛主席痛心疾首，多次呼吁红军要转变战术，采用游击战与灵活的运动战策略，分兵多路，发动群众，集中优势力量应对敌人。但决策层依然不听，置若罔闻。

1934年7月23日，博古、李德等人命令红军“分兵把口”，结果却形成了“六路分兵”和“全线防御”的局面。毛主席深感焦虑，认为这是典型的军事平均主义，要求改变作战方式，但却遭遇了党内的惩罚，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在这种情形下，毛主席内心极度痛苦，但他依然坚持为党和红军的未来而努力，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在1934年10月中旬，毛主席再一次给中央军委提出建议，主张红军主力突击湖南中部，调动敌军进攻江西，消灭敌人。然而，毛主席的这一建议再次被拒绝。他为了打破封锁，暗中联合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通过五项协议成功推动中央红军顺利突围。

蒋介石在10月初自信满满，认为第五次“围剿”即将胜利，红军的失败已成定局。于是，他和宋美龄匆忙离开医院，飞往南昌。然而，当时蒋介石对于红军的动向却毫无头绪，他的部下纷纷猜测红军的突围方向。蒋介石猜测无从，但依旧坚定地认为，不论红军选择南下、西行或北进，只要一离开江西，便无路可逃。

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指挥“追剿”战役。他命令四路兵马从四面八方向红军追堵。然而，红军早已开始转移，蒋介石的军队也开始从四面向苏区中心进攻，然而却依旧无法掌握红军的行动。

10月22日，蒋介石终于得知红军的突围方向，但他依然无法猜透红军的战略意图。蒋的幕僚们各抒己见，纷纷猜测红军的行动。熊式辉认为红军可能会经过赣南进入广东，贺国光则推测红军可能会从赣南经粤湘边境进入湘南，而晏道刚则认为红军将北上攻入皖苏一带。蒋介石则逐一回应，不断做出自己的判断。即使如此，蒋依旧未能准确掌握红军的计划。

蒋介石开始察觉到红军的行动是一次战略转移，而非简单的战术行动。红军似乎准备从西面突破，于是他迅速向粤军陈济棠、湘军何键下达命令，迅速增兵，在湘南桂东至广东城口一线布置了第二道封锁线。

11月8日，红军以9700余人的代价冲破了国民党的第二道封锁线。随后的战斗中，毛主席对李德的指挥提出批评，认为李德的失误导致了红军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并提出了一个新的作战建议：红军不应向文明司前进，而是应转向北方，利用敌人的薄弱环节出奇制胜。然而，博古和李德仍然无视毛主席的建议。

蒋介石获知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再次下令部署第三道封锁线，严令要求全力堵截红军。红军在11月11日经过激战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11月27日，湘江战役爆发，红军面临着最激烈的战斗，经过一周的殊死搏斗，红军的损失惨重，战斗人员锐减至不足三万。毛主席眼睁睁看着红军的惨痛牺牲，内心充满了无尽的痛苦和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