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当上湖广总督后，有一次准备出行，特意先让母亲上轿。

谁知刚要转身，他瞥见轿帘下露出母亲一双没有缠过的大脚，当场愣住了。

他轻声提醒：“娘，您把脚收进去吧，露在外面不好看……”

话音刚落，老太太一瞪眼：“不孝子！你爹都没嫌我脚大，你倒觉得碍眼了？”

李鸿章一时语塞，只得哈腰赔不是，从此再没提过这茬。

权倾朝野的一品大员，调兵遣将不在话下，却唯独对母亲低眉顺眼、言听计从。

而这个母亲，既非贵胄出身，也无书香门第的背景，甚至是李家祖父在雪地里捡来的一个“麻脸丫头”。

可正是这个女子，拉扯出六个封疆大吏，把一个穷书生之家活生生捧成了晚清第一家族。

冬天的皖北，风雪漫天。

李殿华赶集归来，忽听雪堆中传来细弱的啼哭。

他扒开积雪，发现是个女婴，赤着身子，被人遗弃。

她发着高烧，小脸因天花布满红点，李殿华犹豫片刻，还是脱下棉衣，将她裹了起来。

靠着自家的几味草药，李家把这个命悬一线的孩子救了回来。

但病虽痊愈，那满脸的麻痕却难以抹去。

女婴长大了也是个“丑孩子”，村里人常指着她悄悄议论：“连脸都烂掉了，以后谁敢娶？”

长大后，其他女孩都裹起了三寸金莲，而她依旧一双大脚蹦跶田地，没人管她裹脚，没人给她找婆家。

但她不在意这些。

她从小跟着李家人干活，种田、喂鸡、洗衣、挑水，样样都行。

她知道，自己是被捡来的，但她也明白，既然活下来了，就得活出点人样。

李家没把她当外人，她也拿自己当李家人，从春种到秋收，手起锄头就上田；屋里灶台、屋外菜地，全靠她一个人张罗。

李殿华生了四个儿子，老大老二吊儿郎当，老三读书也不成器，他将全部的希望，压在最小的儿子李文安身上。

李文安身体不好、读书又慢，别人考秀才时，他还在啃《四书》，娶媳妇也慢，二十多岁了连门亲事都没影。

家里人一筹莫展，倒是李文安看上去对“麻脸妹妹”特别照顾。

有一回，他夜里起来看到她困得在灶边打盹，悄悄脱下外衣盖在她身上。

李殿华看在眼里，思忖片刻，心中有了主意。

与其去求媒婆，不如就让这俩孩子搭伙过日子。

他俩不是亲兄妹，又从小一起长大，互相知根知底，他对她有怜惜，她对他有感恩。

这门亲事，成了。

成婚那天没有排场、没有嫁妆，甚至没有亲戚贺喜，但她记得，他握住她手时的那句承诺：“你以后是李家的人。”

婚后，李氏每日为丈夫烧水洗衣、熬药补身，哪怕自己只吃一碗粥也要把唯一的鸡蛋留给他。

村里人说：“这丑丫头傻啊。”

她笑笑不语，继续做饭、种田、养鸡、喂猪，把整个家背在肩上。

丈夫读书，她下地干活，孩子生病，她彻夜不眠照顾。

家里没钱买保姆、请厨子、请奶娘，她一个人干四五个人的活。

她自己吃野菜剩饭，留鸡蛋给丈夫补身子。

李氏不识字，但她懂得尊重知识，李文安考秀才时，她每天在门外烧香祈福，连晚上睡觉都怕打扰他读书。

到了三十五岁，李文安终于中举，再四年后中进士，官拜刑部侍郎。

李氏没有为此洋洋得意，丈夫中举那天，她照常下地浇水。

她教孩子吃苦耐劳，不准奢靡铺张，李家后代，无论官多大，回家都得自己洗衣做饭。

她常对孩子们说：“你们读再多的书，也要先学做人。”

在她的熏陶下，李家兄弟之间和睦团结，从不争宠争利。

李鸿章从政后，也时常提及母亲教诲：“做人要稳，做事要忍。”

她的六个儿子：李翰章、李鸿章、李凤章、李鹤章、李蕴章、李昭庆，全部封官拜爵。

长子李翰章镇守两广，次子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颇受重用。

三子李凤章镇守陕西，四子李蕴章出任山西道员，五子李昭庆掌管两江水师。

李鸿章做湖广总督时，将母亲接到总督府供养。

府邸宽敞，膳食精致，她却依旧早起做饭，亲手缝衣。

后来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湖广总督换成大儿子李翰章。

而老太太呢？根本不用折腾。

别人笑谈：“你们总督换来换去，老太太可不用换。”

这事传到慈禧耳朵里，老佛爷龙颜大悦，亲自赐玉如意一柄、书匾一方，题词“母仪世范”。

老太太成了清廷钦点的“天下第一母”，还在75岁那年获得特许，李鸿章请假一个月回家侍奉。

她去世那年，朝廷特批“二子扶柩”，风风光光送她归乡，安葬仪式规格堪比一品命妇。

据说当日送葬之列，从合肥城外排至县境。

百姓皆言：“这是她配得上的荣光。”

李家兴旺，不是因为祖坟冒青烟，而是因为有个好母亲。

一个“天足丑女”，照样能把后代送进紫禁城。

她这一生，从泥里来，进了庙堂，最终风光大葬。

真正的贵族，从来不靠门第，而靠家风。

她是李家的脊梁，也是晚清最不该被忽略的一位“母亲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