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爱军

向忠发与李立三虽然担任“班长”职务的时间都较为短暂，但他们对历史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其中，李立三的影响尤其显著，尽管他在实际掌握权力的时间里仅有三个月之久。

事实上，这两个人的“班长”经历都充满了偶然性，他们的非凡经历与1928年召开的“六大”密切相关。“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召集地点在莫斯科，会议总结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会上既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也同样指出了瞿秋白的左倾错误。会后，周公、苏兆征、项英等三位候补中央委员被指示留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六大；而其余三人，包括向忠发、蔡和森和候补委员李立三，接受了回国的任务，负责主持日常工作。

在这三位回国的人员中，向忠发本是普通工人出身，且文化程度较低。直到1925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党内强调领导干部工人化，他作为工人代表进入“班子”，但其实际工作能力却难以胜任，无法承担重大责任。李立三则长期活跃在工人运动中，具备一定的能力，但当时并非常务委员。最终，由蔡和森负责主要工作，他不仅担任常务，还兼任中宣部长。而向忠发自己也乐于推卸责任，甘心做一个挂名的“班长”。

然而，悲剧发生了。德高望重的蔡和森刚刚回到上海不久，就被指控为“右倾”，与顺直省委的一些问题牵涉在一起。很快，共产国际撤销了蔡和森的职务，并调他回莫斯科。此时，蔡和森的职务完全交由李立三接替。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李立三迅速上位，尽管如此，他依然没有完全掌握实权。因为此时周公已回国，凭借周公的威信与能力，李立三只能充当副手，向忠发依旧只是摆设。

这种局面持续了一年多。在周公强有力的领导下，瞿秋白的盲动得到遏制，李立三尽管提出一些冒险的想法，但都被周公及时压制。整个1929年的形势因而保持了相对的平稳。在农村，朱毛红军攻占赣南，成功开辟了苏区。各地纷纷建立起武装力量，开创了多个根据地。到了1930年初，全国已有15个红色根据地，武装力量达到了13个军、6万多人，而白区的地下组织也得到了恢复，党员数量达到了4万多人。与此同时，工会成员也突破了2万人的大关。

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观上与党内路线正确、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密切相关，客观上也是新旧军阀混战、各地社会动荡为红色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李立三虽然对这些有利因素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反而认为这是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前兆，提出了一些激进的建议，但大多未被采纳。

然而，机会很快到来。1930年3月，“国际”召集周公前往苏联汇报，预计他要待两个月。在此期间，苏联方面强调右倾是革命的最大危险，要求加强反右斗争，这一思想正好推动了李立三“左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最终演变成党内第二次“左倾”错误，历史上称之为“立三路线”。

就在周公离开不久，蒋冯阎之间的中原大战即将爆发，李立三开始推动工人阶级的激烈武装暴动，并号召各地举行总罢工与总示威，迎接所谓的“红五月”。在李立三的强力推动下，上海的“红五月”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展开。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极大。

例如，在5月8日，江苏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总示威筹备会”，结果百余人被捕；5月20日，上海各区工人纠察队近400人公开检阅，遭遇了严重的打击；到5月27日，江苏召开了第二次筹备会，又有200多人被捕。

这些失败的背后原因十分简单，组织者单纯地依据李立三的判断，错误地认为革命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高潮，可以公开进行活动。因此，许多本该秘密进行的行动都暴露了。例如，上海组织为红军招募救护队员和军医，李立三竟批准将这一消息公开刊登在《海光日报》上。李立三还亲自指挥了“五一”当天的示威活动，号召1万多人占领南京路，最终遭到警察的镇压。几天后，他再次组织示威，冲击外滩的英国领事馆，结果造成1000多人受伤，数百人被捕。

在此过程中，李立三曾与鲁迅进行过一次会面，希望鲁迅发表公开宣言支持他的行动。然而，鲁迅并没有理解李立三的想法，并且委婉地拒绝了他的请求。李立三坚持要鲁迅带领示威队伍参加武装斗争，甚至提出可以给他发枪。然而，鲁迅则讽刺道：“那种枪我可没有打过，要打不倒敌人，只能打倒自己人。”

尽管屡遭失败，李立三仍认为这些挫折并不能改变革命即将爆发的事实。他坚信，现在的革命像干柴，只要有一根火柴就能点燃。于是，他进一步提出了全国范围内的武装暴动计划，呼吁在主要城市如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展开罢工与起义，并计划攻占中心城市，最终实现全国范围的革命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