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可以！我会在保持文章原意的基础上，增加一些细节描述，使内容更加生动完整，总字数保持接近原文。下面是改写后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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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1月1日，《欧洲联盟条约》正式生效。这一天，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心中燃起了一个美好的梦想——他仿佛看到一个由法国主导的欧洲联盟在罗马帝国覆灭两千年后再次实现欧洲的统一。而法国，作为这场历史大剧的主角，将引领整个欧洲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地位。

然而，现实却出乎所有人意料。最终，真正借助欧盟这个平台，不仅实现了欧洲经济版图的整合，还通过内部资源重新分配，实现自身经济腾飞的，却是法国最老牌的竞争对手——德国。

自冷战结束以来，德国无疑成为了这一历史进程中最大赢家，而这场胜利，完全建立在欧盟稳固的基础之上。过去三十年，德国借助欧盟这个巨大的经济舞台，不仅吸纳了东欧、南欧一众小国的资源，甚至美国、俄罗斯，甚至遥远的中国，在不同阶段都曾充当德国经济发展的“打工者”。德国能够做到这一步，核心还在于对自身国家定位的精准把握。

冷战结束后，德国人对国家的定位异常清晰明了。二战后以《雅尔塔协定》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条约，实际上给德国戴上了“枷锁”，限制了德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主权国家的可能。按照这一体系，德国在军事实力上的瘸腿成为常态，不论其多么努力，也难以摆脱被国际体系限制的命运。

德国深知，限制其成为主权国家的最大障碍，是战后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美国。而美国开出的“安全保障”条件是明确的：德国必须通过北约接受美国的全方位安全保护。于是，德国选择了“委身”战略——放弃自身军事实力的增长，依靠美国来承担防卫重任。

从冷战结束起，德国的国防预算便不断缩水。1990年，德国的国防开支占GDP的比例是2.6%，而到了2018年，这一比例降至仅有1.3%。国防投资的锐减直接导致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战斗力日益衰退。如今，单从装备和训练层面看，德国军力甚至无法与意大利、波兰相提并论，更遑论英法等传统五常国家。

然而，德国人对此并不忧虑。虽然自己的联邦国防军战斗力孱弱，但在德国土地上却长期驻扎着数量庞大的美军部队。作为仅次于日本的美国驻军重点部署地，德国不仅拥有美军欧洲司令部，最高峰时甚至驻扎了将近十万美军。这些驻军宛如一根定海神针，时时刻刻保障着德国的安全，也震慑着任何妄图侵犯德国的势力。

令人惊讶的是，德国为这些驻德美军支付的费用却极其低廉。2020年，德国《明镜》周刊披露，过去十年间，德国为驻德美军支付的总经费仅超过十亿欧元。这份报道本意是批评德国政府未能合理分摊军费负担，但看到这组数据，最心疼的反而是美国和日本。

同年，德国政府预计只需承担1.32亿欧元驻军费用，而美国本土却为驻德美军补贴高达72.3亿欧元。相比之下，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日本，为驻日美军一人独担花费甚至达到88亿美元。如此算下来，德国完美地实现了“花小钱办大事”，用不到其国防预算5%的费用，把全部国防压力转嫁给了美国。

节省下来的国防开支，成为德国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冷战后，德国得以释放出充足的财政资源，用于进一步扩展经济版图。然而，经济霸权的建立并非仅靠盖几座工厂那么简单，必须有人力资源、市场需求和能源供应三者兼备。

然而刚完成统一的德国，人口结构极为严峻。1990年，德国老龄人口比例高达14.9%，仅次于同样人口老龄化严重的日本。此后30年，这一数字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持续攀升，2021年已经突破22%。

尽管面临严峻的人口挑战，德国却未步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后尘。其核心原因在于，德国享受着整个欧盟的人口红利。早在1957年签署的《罗马条约》中，欧洲各国便将劳动力自由流动确定为“四大自由”之一。欧盟成立后，这一原则被不断强化，实现了区域内劳动力的自由跨国流动。

但所谓的自由流动，实际上是人口和劳动力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单向迁移。作为欧盟内部最发达的国家，德国成为这场人口迁移的最大受益者。2004年，欧盟吸纳了来自前华约组织的十个东欧国家，并承诺自2009年起全面开放劳动力市场，允许东欧劳动力自由进入西欧更富裕的国家。

这一政策催生了数百万东欧劳动力涌入德国。《欧盟内部劳动力流动年度报告》显示，超过35%的欧盟内部流动人口选择德国作为目的地，而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三个西欧大国的流动人口总和仅占28%。

对于德国而言，这庞大的年轻劳动力带来了两个显著好处：一方面，大量年轻劳动力的涌入缓解了德国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助推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约三分之二的劳动力在德国工作，实际上是为了养活他们留在东欧老家的亲人。

德国巧妙地享用了这份“人口红利”，却无需承担东欧国家劳动力家庭的医疗、教育等社会成本。同时，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失使得东欧国家难以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产业升级，陷入经济恶化和人口外流的恶性循环。

与德国仅8300万人口相比，拥有4.5亿人口的欧盟几乎成了德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资源矿山”。但拥有了人口红利后，德国的产品也需要销售市场。而这一次，受损的依旧是欧盟内部那些边缘国家。

在欧盟内部，商品流动同样自由。对这些经济欠发达国家而言，零关税政策意味着它们无法通过关税壁垒保护本土产业。而德国则充分利用这一制度，借助欧盟的统一市场，几乎将整个欧洲市场的红利收入囊中。

德国主导下的欧盟首先以整体身份对来自美国、日本等外部竞争对手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保护内部企业利益。与此同时，欧盟对所有违反内部法规的企业处以巨额罚款，实质性阻断了非欧盟企业对欧洲市场的渗透。

而在成员国之间，却长期实行零关税政策。这种制度原本是为了防止单一市场内弱小国家被强势工业国挤压，但实际上成了德国借助关税壁垒独享市场红利的利器。

2007年数据显示，德国对欧盟内部国家的出口总额占其整体出口的54%。另一份数据表明，德国一国的进出口总量占到欧盟内部贸易循环的22%，足见其作为欧洲贸易核心的地位。

通过欧盟内部市场的倾销，德国在成本持续攀升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本土工业竞争力。然而，这种倾销的代价是欧盟边缘国家经济进一步恶化。

2009年，希腊最先陷入债务危机，宣布破产。德国对此态度强硬，认为一个被“吸干”的希腊不应继续留在欧元区内。尽管英法等国极力阻止，欧盟还是勉强通过注资将希腊从悬崖边拉回。

然而，至今希腊GDP仍只恢复至2008年峰值的70%。与希腊命运相似的还有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这些南欧国家自债务危机以来，经济总量仍未回到危机前水平。相反，罪魁祸首德国自2008年起GDP总量却增长了20%以上。

面对美军驻扎保障的德国，欧盟内的小国只能敢怒不敢言。大量年轻人流失至德国，也让这些国家难以形成统一的反对声音。最终，所有人都心知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