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家还记得，“通俄指控”几乎贯穿了特朗普三次竞选美国总统的整个过程，成为反对派攻击他的主要武器之一。这一话题在美国政治舞台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美国政坛对“通俄”问题的敏感度，远远超过了对“通中”或者与其他任何国家有牵连的警惕。尽管苏联早已解体三十余年，但美国对俄罗斯的戒心和恐惧依旧根深蒂固，难以消除。

尽管俄乌战争已经让俄罗斯跌出世界第二强国的位置，为什么美国政界依然紧盯着俄罗斯，寸步不让？这其中的原因，远不止利益层面的考虑。

美国对俄罗斯的恐惧，本质上并非单纯的现实利益判断。如今的美国政府内部，反俄成为一种坚不可摧的共识，而这恰恰是历史惯性在起作用，是过去岁月里积淀的深厚心理包袱。

从利益角度看，特朗普所谓的“通俄”，实际上才是美国政府理应采取，却难以实现的战略选择。如今的许多观察者质疑美国反俄的合理性，却很少有人质疑冷战初期美国反苏的立场。

作为二战时期的并肩盟友，美苏两国在战后不到五年间，就因铁幕的降临转变成了针锋相对的死敌。这段转变过程，充满了复杂的历史因素和切实的现实考量。

美苏反目的原因在当时显得非常直接且合理，最表层的原因就是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分歧。美国自建国以来，核心理念便是言论自由、多党竞争、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等自由主义价值观。

而苏联则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公有制经济体制，彻底否定资本主义，这种理念对立不仅仅是抽象的意识形态争论，而是切实体现在两国的国家政策和国际战略上。

苏联积极支持全球的共产党运动，在东欧、东亚、东南亚及拉美等地推动社会主义政权更替；美国则将这一切视为全球性威胁，坚决实施乔治·凯南1947年提出的“遏制政策”。

然而，意识形态对立只是美苏敌对的表层逻辑，真正决定美国敌意深度的，是苏联确实拥有对美国产生巨大且直接威胁的能力。

在二战前，欧亚大陆上的任何国家想直接打击美国，都必须进行庞大的动员和复杂的战略部署。跨越浩瀚大洋的进攻代价极高，使得美国自建国以来，几乎未遭受来自外部势力的直接大规模攻击。

美洲的安全格局之所以能够保持，关键在于欧亚大陆没有形成能够威胁美国本土的绝对强权。苏联在二战中胜利，获得了东欧的影响力，同时支持的新中国成为其在东亚的重要盟友。

二战结束后短短几年内，欧亚大陆再无单一国家能够匹敌苏联。随着导弹和核武器的问世，苏联不需大规模海军即可跨洋对美国发动打击。意识形态分歧加上实质威胁，使美国不仅将苏联视作潜在对手，更认定其是致命威胁。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对苏联的恐惧与敌对，属于为了自身安全所做的合理反应。然而，若按此逻辑，苏联解体后，美国对俄罗斯的敌意应大幅削减才对。

事实却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只在表面维持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背后却通过经济休克疗法摧毁俄罗斯经济，又利用北约东扩不断挤压俄罗斯生存空间。

美国对俄罗斯的敌意从未减弱，反俄路线持续贯彻于实际行动。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观察，美苏敌对到美俄敌对，其本质是自19世纪英俄“大博弈”以来，陆权与海权国家间不可调和的冲突。

意识形态并非美苏争霸的核心。实际上，两国博弈很大程度上继承了19世纪英俄“大博弈”的地缘政治格局，并随着20世纪中叶英美主导权的转移，演变成规模更大、形式更复杂的“冷战”。

冷战本质上是海权强国与陆权帝国的长期战略对抗，双方交锋的地理热点，与19世纪英俄争霸的地区高度重合。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几乎重演了19世纪俄军干预中亚汗国的历史。

美国在伊朗扶持亲美政权，阻止苏联通过伊朗进入印度洋的战略企图，也与19世纪英俄争夺波斯地区势力相似。

美苏在南斯拉夫、希腊、匈牙利等地的政治较量，与一战前巴尔干“火药桶”地区的局势如出一辙。

战后国际秩序相比一战前虽由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主导者，俄罗斯则经历革命变身为现代化苏联。美苏争霸实质是英俄“大博弈”的延续。

只要俄罗斯保持强大，不论美国意识形态如何变换，敌视俄罗斯都是必然。而若俄罗斯衰弱，美国势必将敌意转向其他欧亚强权。

苏联解体时，继承了大部分遗产的俄罗斯虽不及苏联鼎盛，却凭借核武库和军队仍维持大国地位。

然而，仅十年后，俄罗斯经济总量远落后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车臣战争更让其军事实力受质疑。

任何理智的美国总统应从2000年起调整战略，淡化对俄罗斯敌意，转而聚焦遏制中国崛起。

这里并非讽刺2000年上台的小布什政治无能，而是说明当时种种因素使得反俄观念深植美国政治文化。

冷战期间，苏联对美国构成全方位威胁，是唯一真正能够与美抗衡的超级大国。

这在美国社会、军事和外交体制留下深刻烙印，五角大楼、国务院及情报部门的思维模式长期沿袭冷战路径，导致冷战结束初期美国未能迅速调整对俄战略。

反而沿袭历史惯性，采取一系列刺激俄罗斯的举措，包括维持北约存在并逐步向东扩张，将前苏联势力纳入西方体系。

美国认为此举合理，但在俄罗斯眼中，却是美国不将其视作可整合的伙伴，而是尚存威胁的昔日劲敌。

为保自身安全，已经衰败的俄罗斯只能通过军事手段阻止国家进一步解体，包括车臣战争、格鲁吉亚冲突和对乌克兰早期干涉，勉强保住了大国颜面。

而在美国国内，这反而强化了反俄刻板印象。冷战后美国国内反俄势力主要分为三波：

第一波是冷战时期权重颇高的外交安全建制派，代表人物布热津斯基，他在著作《大棋局》中强调不能让任何力量统一欧亚大陆，但特别警惕俄罗斯“帝国复兴”。

第二波是民主输出派，在俄罗斯因地缘威胁而重拾强人政治时，强调其不符合西方自由秩序价值，应被拒绝和排斥。

第三波则是东欧侨民政治游说团体，因历史上东欧多次遭受俄罗斯入侵，这些移民视反俄为政治正义，利用在美议会和舆论中的影响力，持续推高反俄氛围。

这三股力量使得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年里，始终未能改变将俄罗斯视为主要对手的基本逻辑，也因此给经济迅猛发展的中国更多时间隐忍和成长。

对于那些鼓吹“俄罗斯威胁论”的美国人来说，反俄有清晰的动机，但对整个美国来说，持续敌视俄罗斯，实则放纵了中国的崛起。

因此，自2010年起，“反俄”已成为少数利益集团满足私利而牺牲美国整体利益的战略失误。

正因如此，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多次公开表达对俄罗斯及普京个人的尊重与好感。

但在依赖反俄利益集团眼中，特朗普的任何对俄善意都是“通俄”，等同卖国。

因此，特朗普虽多次说普京好话，却未能实质改善美俄关系。

这种历史惯性和政策固化，最终让实力日渐衰落的俄罗斯不得不靠近中国。

这也为后来的俄乌战争埋下伏笔，给中国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