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世界历史来说，列宁的影响力堪比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奠基人，而列宁则是第一个真正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的领袖人物。列宁在俄国发动并领导了十月革命，掀起了全球革命的浪潮。他不仅对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在世界无产阶级心中树立了几乎神话般的形象。如此重要的人物，他的生存与去世，显然对历史走向有着深刻且重大的影响。

尤其是列宁去世后，围绕他的“政治遗嘱”产生了许多谜团，最著名的便是这三份据说是他临终前留下的重要文件。虽然这些文件不是以正式遗嘱的形式出现，而是以口述记录或书信的形式存在，但史学界普遍将它们视为列宁的“政治遗嘱”，因为它们涉及当时俄国政治走向的核心问题。在这三份文件中，尤其有一份被后来的史学家认为，如果当时能真正被采纳，必将彻底改变俄国历史的轨迹。然而，历史无从假设，这三份“政治遗嘱”的命运为何未能发挥关键作用，其背后原因极其复杂。

列宁开始安排“后事”是在他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后，具体是在1922年12月16日之后。当时他的右臂和右腿已失去行动能力，部分瘫痪，身体只能局限于床榻或椅子，已无法继续用笔写作。对于以文字为武器的列宁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打击。然而，尽管上帝关上一扇门，却为他打开了一扇窗：经过医生的努力，列宁的语言功能有所恢复，尽管说话仍不够清晰，但秘书能够听懂并记录他的口述。正是基于这一情况，列宁留下了那些重要且具有遗嘱性质的文件。

通常来说，当人临近生命终点，或身体状况极其恶化时，精神会格外集中，洞察力更为敏锐，往往会对生前最重要的事务做出最清晰、最准确的判断和安排。列宁也不例外，作为一名老练的政治家和当时俄国的最高领导人，他最关心的自然是国家和党的未来命运。自1922年12月23日起，列宁在要求下开始口述一封题为《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文件，这封信虽然表面是信件形式，实际上是一份极具政治分量的文件，专门为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准备。

这封信由列宁钦点的助手沃洛季切娃负责记录，历时三天，从12月23日口授至26日完成。在口述这份重要文件及其他相关材料时，列宁特别交代沃洛季切娃，要求将这些口述内容视为绝密文件，妥善保管，不得泄露给任何无关人员。

那么，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究竟写了什么？为何被史学家和列宁本人视为极其重要的政治遗嘱？随着史料的逐渐解密，我们今天得以一窥其中内容。信中主要论述的是防止党内分裂、保持政局稳定、对俄国中央委员会进行必要改革的问题。列宁指出，党内可能出现的分裂有两个层面：

第一，是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但列宁认为这类阶级分裂短期内不大可能发生。

第二，也是他更为担忧的，是党内领导人之间因个人性格和权力斗争引起的分裂，特别指向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列宁对这两位领导人的性格与行为进行了精准分析，指出：

“斯大林掌握了无限权力，但我无法保证他能够始终谨慎地使用这种权力。”

同时评价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同志才华出众，但过于自信，过分专注于纯粹的行政管理。”

这两人几乎代表了党内的两大派别，一旦他们之间出现问题，整个党都会陷入危机。因此，列宁认为防止党内分裂的最好办法是改革中央委员会，将成员人数从50人增加到100人，并且其中应包含数十名普通工人。这一措施旨在扩大代表性，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减少个人和偶然因素对决策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要看1923年1月4日列宁口述的另一封补充信件《对1922年12月24日信的补充》，其中包含了具体的两条建议。第一条是扩大委员人数，列宁强调这样做的“重大好处在于减少中央委员会决策时的个人偶然因素，更充分地准备和审核每一个决策……防止机构与群众脱节导致的分裂”。这条建议较为宏观，没有针对具体人物。

然而，第二条建议就极为敏感，那就是调整当时兼任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及组织局委员的斯大林的职务。对于斯大林而言，这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列宁在补充信中毫不掩饰地批评道：

“斯大林性格粗暴，这在党内同志之间尚可容忍，但担任总书记职位则完全不能接受。”

列宁对斯大林的判断非常精准。事实上，早在1922年斯大林权力日渐集中之时，他便开始推行独断专行的统治风格，与列宁在多项重大问题上产生分歧。比如格鲁吉亚事件，1923年1月24日，列宁试图解决此事，向值班秘书福季耶娃索要相关材料，却被告知材料在斯大林处，而斯大林以无政治局同意为由拒绝提供。

更甚者，列宁重病期间，斯大林已开始暗中布置，甚至于1922年12月18日成立了由自己领导的“医疗小组”，实质上是对列宁进行软禁，限制他接触外界信息，封锁消息，不让他了解时局动向。

尽管如此，列宁的影响力和威望依旧无人能及。若是他为1923年4月召开的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准备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得以公开宣读，斯大林的政治前途无疑将陷入巨大危机，甚至俄国历史的走向可能会因此改变。

遗憾的是，列宁虽然多次询问医生能否亲自参加大会发言，积极配合治疗并不断口授文件，但最终因身体状况恶化，未能出席会议。更重要的是，斯大林早已获悉信件内容，严密防范，采取措施阻止其在大会上公布。

更加戏剧性的是，列宁的“政治遗嘱”本是为化解党内矛盾、防止分裂而写，却在他去世后被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双方断章取义，互相攻击，成为党内权力斗争的武器。尤其是在1926年至1927年间，党内矛盾激化，两派皆借助列宁遗嘱的威望力图打压对方。

斯大林指责托洛茨基隐瞒并曲解列宁遗嘱，诋毁其为不可靠分子；托洛茨基则坚持列宁曾明确要求解除斯大林职务，警告其会导致党内分裂和毁灭。列宁当初希望通过6名中央委员之间的相互制衡来稳固局势，但在他去世后，这种制衡未能实现，反而导致一人被驱逐暗杀，四人遭镇压，唯有斯大林胜出，成为唯一的执掌者。

这并非列宁所愿，但却是历史反复上演的悲剧。翻开历史长卷，类似情节屡见不鲜，令人唏嘘。

根据沃洛季切娃的回忆，列宁这三封信本是一个整体，意图一并交给俄共十二大，但最终被拆分割裂，未能整体展现。信件反而被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人碎片化利用，成为各自政治斗争的工具。

事实上，列宁去世前，这些口述遗嘱就已被斯大林率先用来攻击托洛茨基。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晚去世后，斯大林对遗嘱的拆解和曲解利用达到了顶峰，凭借各种手段打击对手，最终稳固了自己的独裁统治。

此后，列宁的“政治遗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列为禁忌，拥有这些文件甚至被视为罪证，持有者常遭判刑、流放等惩罚。

不少历史学者形容列宁的“政治遗嘱”如同潘多拉魔盒，一旦开启，其释放的政治能量无人能控。

直到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才将遗嘱公开，令其重见天日。1956年，《共产党人》杂志不仅全文发表了《给代表大会的信》等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