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军突破了长江防线，向成都逼近，局势愈加危急。胡宗南看到形势无法挽回，急忙把烂摊子甩给了李振等人。他冷冷地告诫手下：“与成都共存亡”，然后便匆忙逃离了。李振虽然心有不甘，但他并不想成为替罪羊，于是悄悄开始与我党联系，策划起义。对于这一举动，我党自然热烈响应。

然而，当李振赶到我军阵地，与一群年轻将领见面后，他气急败坏，愤怒地质问道：“你们竟然言而无信！”他为何发火？他究竟经历了什么，让他如此失望，起义又最终会走向怎样的结局？

李振出生于广东梅州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中共有七个孩子，他排行第六。为了生计，他的大哥和二哥远赴印尼工作，再也没有音讯；五哥也外出经商，音信全无。受哥哥们的影响，李振从小就胸怀大志，渴望闯出一片天地。尽管家中希望他能安稳度日，甚至想培养他成为文人，但李振自知并非读书之材，决定独自一人前往汕头谋生。

那时正值台风肆虐，出海的风险极大，然而为了生计，李振毅然投身粤军，成为一名海上运输兵。因为性格刚烈、爱冲锋陷阵，周围的人为他取了个绰号——“李逵”，他也确实像那个“黑旋风”，在战场上英勇无畏，经历了漫长的战斗生涯。

李振的性格不仅在国民党内部展现无遗，甚至后来在决定起义时，他与我党之间也差点爆发冲突。在大革命期间，李振任粤军总部独立营营长，而他的排长正是叶剑英元帅。北伐战争中，李振屡次出色完成任务，叶帅对他极为器重，甚至想介绍他加入共产党。但李振并不热衷于此，他认为加入哪个党并不重要，关键是哪个党能打胜仗，能带领他取得胜利。由于当时我党并没有自己的正规军，李振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国民党。

随着国共合作破裂，李振自然站到了国军这一方，参与了南昌起义。期间，他奉命攻打南下的叶挺、贺龙部队。国军兵力雄厚，最终我军被击退。李振打了几场胜仗，升为团长，声望日益高涨。但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全国掀起抗日热潮，李振的爱国心愈发激昂，准备请示老蒋奔赴前线。然而，蒋介石严令将所有兵力集中对付红军，根本不顾东三省已被日本占领，李振深感震惊和失望。

随后的战斗中，李振深入赣南苏区与我军作战，他逐渐发现我军虽然装备简陋，但士气异常坚定，誓死抗敌。经过几轮激战，李振终于感受到了我军士兵那种信念驱动的坚韧不拔，心中产生了动摇。特别是他在与我军接触中，见识到了我军强烈的革命意志。

红军长征后，李振继续执行围攻任务，期间俘获了我军政治部主任刘伯坚。李振与他共度16天的时光，刘伯坚在生死边缘依然不放弃对李振的劝说，鼓励他走上抗日保国之路。这段时间，李振对刘伯坚的话深受触动，但由于现实压力，他未能立即做出决定。

随着战斗不断升级，李振被提升为少将旅长，尽管职位升高，但内心始终充满空虚和不安。抗战爆发后，他再次与我军合作，一同抵抗日军侵略。特别是在韶关防守战中，李振深刻体会到我军的坚韧与顽强，在多次成功反击日军的同时，他对我军的尊重与敬佩也在不断加深。

然而，1945年，他接到了余汉谋的电报，要求他放弃韶关，撤退至其他战区。李振虽然心有不甘，但只能执行命令。然而，他看到我军决定坚守韶关、不撤退时，他内心的困惑更深了。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我军英勇奋战，成功阻挡了日军的进攻，为百姓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这一切让李振深感震撼，并从心底对我军的信念与力量产生了深深的敬佩。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胡宗南在面对即将崩溃的成都局势时，迅速将“川西平原决战”的指挥权交给李振和李文等人，但他自己则弃城而逃。李振感受到自己已经被当作了“替死鬼”，对国民党的忠诚早已动摇。随着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将领起义，他也渐渐萌生了起义的想法，但这一决心却遭到了黄埔系将领李文和周士瀛的反对。

面对这些反对，李振决心自行谋求起义。他借助参谋长肖健的帮助，通过郭勋祺与我军建立联系，最终得到了我党的支持。李振放下心中的戒备，正式决定起义。但当他独自奔赴我军指挥部，见到的却是几位年轻的干部，这让他愤怒不已。他立即质问：“你们怎么能不讲信用？不是说好要迎接我吗？为何派这么些‘小娃娃’与我谈？”

涂学忠理解李振的愤怒，于是立即通过电话向李达参谋长求助，耐心解释当前的复杂局势。李振得知情况后，终于放下了戒心，决定起义。他带领兵团全体官兵走上了反蒋的道路，为四川西部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此，中央特地任命他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

1980年，李振赴美探亲。虽然护照上显示的期限为五年，但他仅在美国待了几个月便回国。他回答：“美国是好地方，但我不能离开祖国，我更想念那条带领我走向光明的道路。”回国后，他将自己的余生献给了国家，为人民服务，继续为实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