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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中山的北伐事业中，有一位关键人物的作用不可忽视，这个人便是陈炯明。

事实上，从1919年开始，孙中山的政治局势还未稳定时，陈炯明的声望却日益上升，甚至在某些时刻，他的政治影响力超过了孙中山，成为当时孙中山追随者中一个罕见的存在。

回溯到1909年，陈炯明加入了同盟会，成为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阵营中的一员。尽管在这段追随孙中山的过程中，他曾经动摇过，甚至与孙中山发生过冲突，但总体来看，他仍算得上一位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917年，当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时，陈炯明建议以广东为革命的根据地，这一建议使孙中山在广东成功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政权——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还将国民党唯一的军队——“援闽粤军”交给陈炯明指挥，并任命他为“援闽粤军”总司令，而蒋介石那时是陈的上校参谋。

1918年5月，孙中山被迫辞去了军政府大元帅的职务，回到上海。随后，陈炯明在孙中山的催促下，率军攻占闽南，并建立了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护法区”，开始施行他所推行的改革计划——“漳州新政”。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炯明积极响应。他不仅发表声明，谴责巴黎和会的结果，还全力支持市民与学生的抗议运动。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陈炯明开始推行他的新政，特别是在整顿市政和发展经济方面，做出了不小的努力。

首先是教育的改革，陈炯明极力提倡新学，认为“国家的未来在于国民，国民是否强盛，教育是关键。”他详细制定了教育发展计划，并聘请了文化名人梁冰弦担任漳州的教育局长，提出了“一乡一校”的口号。他还宣布禁止私塾，鼓励学生自治，缩短课时，废除传统的修身和读经科目，增设了外语和社会主义等课程，推行工读制度，并鼓励留学。

其次，陈炯明大力推广新文化，改良传统风俗。他在漳州创办了“新闽学书局”，专门购买新文化运动相关的书籍，诸如《新青年》、《新潮》、以及《建设》等刊物。1919年年底，陈炯明聘请陈秋霖到漳州创办《闽星》半月刊。该刊详细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及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赞扬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并宣扬社会主义思想。除此之外，《闽星》还介绍了无政府主义、互助论、新村运动等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多种政治思潮。

在文化革新的同时，陈炯明也开始拆除陈规陋习。拆除城隍庙、摧毁道观偶像、禁止迷信活动，提倡男人短发短衣、禁止长衫、废除缠足等一系列举措都体现了他对旧有观念的强烈反叛。

再次，陈炯明致力于漳州的市政建设和经济发展。漳州的街道狭窄、桥梁破损，交通十分不便，陈炯明于是设立了工务局，专责进行市政建设，修建桥梁、拓宽道路，改善交通。此外，他还推动了漳州的工业化，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并开展了汽车运输，开通了厦门的海上航线，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水陆交通网络。

陈炯明还启动了开荒计划，招募有耕作经验的军队后方人员来漳州开垦荒地，活跃城乡物资交流，促进了闽南地区的商业经济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漳州成为远近闻名的改革示范区。

陈炯明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知名的政治人物如林森、胡汉民、汪精卫等都曾访问过漳州。甚至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参观“漳州新政”后，称漳州为“闽南的俄罗斯”，并称赞其如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

陈炯明的改革还引起了国际关注。美国驻华公使在报告中提到，漳州的建设举措让人印象深刻，而英国驻香港的陆军参谋高罗氏则称赞他“是中国改革的先驱”。更让人惊讶的是，苏俄的领导人也开始关注陈炯明。1920年4月，波达波夫将军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后，前往漳州，并带来了列宁的亲笔信，信中表达了对陈炯明的尊敬和支持，甚至提出提供军事援助。

陈炯明不仅在国内政坛表现出色，在外交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认可。1920年，孙中山安排陈炯明领导“援粤军”进军广西，最终经过三个月激烈战斗，粤军成功驱逐桂军，取得了胜利。

这一系列的胜利和成就，使得陈炯明的政治威望不断上升，甚至一度超过了孙中山。1921年，苏俄外交使团成员维连斯基·西比里亚克夫在给列宁的信中提到，陈炯明是中国革命的著名活动家之一，认为他与孙中山相比，更具革命精神，且有着较强的组织能力。

在广州，陈炯明的名字几乎成了“革命”和“进步”的代名词，尤其是在广州的共产党人和苏俄代表眼中，陈炯明是一个更为进步的将领。达林等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甚至提出，与其联合孙中山，还不如与陈炯明合作。

这种政治声誉的迅速上升，使得陈炯明在当时的革命舞台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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