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饶子健从江苏副司令员的岗位调任至60军，担任军长。这是他第二次担任军长的职务，早在1949年11月，他便被任命为30军军长，但仅仅三个月后便调离，转任华东海军第6舰队的司令员兼政委。60军的组建源自晋冀鲁豫军区，包含了晋冀鲁豫独立二旅、第四纵队部分部队、太岳直属机关以及十九、二十、二十一分区的三个基干团。尽管饶子健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一直在华中和华东的战场上奋战，但他对这支部队并不熟悉。

作为新任的军长兼党委书记，饶子健迅速适应并了解了60军的情况，着手解决部队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和矛盾。通过他的努力，部队逐渐稳定并有了较大的发展。

1956年，上级决定调任12军副政委刘瑄为60军的军政委，这一决定从职务上看，刘瑄的晋升明显高于饶子健。然而，二人的资历差距较大。刘瑄自1938年参军，加入了129师，担任了政工职务。抗战胜利后，晋冀鲁豫野战军组建了3纵，刘瑄被调任3纵7旅19团的政委。这支部队在陈锡联的指挥下，参加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豫北战役等多场硬仗，刘瑄的职务也逐步从团政委升至师政治部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刘瑄被调任12军担任副政委。12军的前身是晋冀鲁豫野战军6纵，这支部队与3纵相比，更加依赖地方部队的组成。在王近山的指挥下，12军迅速成长为一支战斗力强大的主力部队。正如军事界常说的，“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支部队的强大，往往与指挥员的能力紧密相关。刘瑄在朝鲜前线亲眼见证了这支部队的作战实力。

1956年，刘瑄从12军副政委晋升为60军的军政委，成为饶子健的搭档。尽管二人的资历、军衔各不相同，一个是中将，另一个是大校，这种搭配在军队中并不常见。刘瑄到任后，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尤其是在军内的文件传达和处理上。由于军衔的差异，一些重要文件并不按照职务，而是按军衔传达，这使得刘瑄在工作中处于不利地位。例如，只有少将以上军衔的干部才能看到一些高层文件，而刘瑄仅为大校，无法接触到这类文件。

在这种情况下，饶子健对刘瑄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和支持。虽然自己是军长，但他也深知政委的工作同样重要。饶子健设身处地为刘瑄着想，决定与军区首长沟通，提出调整文件传达机制的建议。他建议，未来上级传达给少将以上军官的文件，应当让军政委查阅，并参与讨论。此提议得到了军区的采纳，从而有效解决了刘瑄在工作中面临的困境。

尽管饶子健并非军政委，但作为党委书记，他在实际操作中仍然担负了不少军政工作。政委则在日常事务中分担了许多任务，两人的合作十分默契、协调。随着时间的推移，饶子健与刘瑄形成了良好的工作搭档，互相配合，共同推动60军的建设和发展。

不过，最终两人都离开了60军。饶子健调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后来又成为南京军区的副司令员；而刘瑄则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分院担任院长，继续在不同的岗位上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