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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一生共育有九个子女,其中长女刘爱琴的成长故事充满了坎坷与辛酸。在她的早年岁月里,战火与动荡充斥着她的记忆。
刘爱琴出生于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那时,汪精卫政府对共产党人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在这片硝烟弥漫的土地上,刘爱琴的母亲选择将她送往武汉一位工人家庭寄养,以求暂时脱离危险。然而,命运弄人,这位工人不久后就被杀害,留下孤苦无依的妻子。由于经济拮据,这位寡妇只能将刘爱琴卖给了一位三轮车工人作为童养媳。从那时起,刘爱琴的童年成了噩梦的代名词。
11岁时,刘爱琴终于获得了自由,得到了周恩来的帮助,重新回到了父亲身边,并且有机会赴苏联留学。远离国内的战争和贫困,刘爱琴在国外结识了一位西班牙男孩,两人相爱,但因为父亲的坚决反对,这段感情未能继续。刘爱琴深知父亲的用心,最终带着几个月的身孕返回了祖国,独自一人抚养孩子,迎接新生活。
1966年,刘爱琴的儿子刘索已经长大,他凭借卓越的表现被保送到空军保定学校,成为了一名飞行员。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打破了他的未来。刘索被迫放弃了空军梦想,毕业后被分配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家机械厂当工人。这个全新的环境让他再也没有机会实现飞行员的梦想,同时,关于婚姻的事宜也迟迟未能得到解决。
直到1979年,30岁的刘索依然没有伴侣。尽管他曾经有过几段恋爱经历,但一听说他有特殊的家族背景,那些女孩都纷纷离开了他。然而,刘索的真诚与踏实让他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作为工厂中的一员,他工作认真,不出半点差错,每天按时上下班,从未因私事耽误工作,这种品行深得师傅的喜爱。
在看到刘索依旧未能成婚时,师傅心急如焚,便决定为他物色一位合适的女孩。厂里有一位姓政的姐姐,心地善良、和气,且家中信仰基督教。她对刘索的情况感同身受,于是师傅就对她说:“刘索已经30岁了,还是没对象,真是挺可怜的,你就帮帮他吧!”政大姐心软,叹息一番后表示:“他确实很可怜,但我能做些什么呢?”
师傅进一步提议:“你家信仰基督教,那你就把你的妹妹介绍给他吧!”政大姐考虑后同意了,不过这门亲事是否成,还得看妹妹的心意。于是,她带着试一试的心态,将刘索的事告诉了妹妹。没想到,妹妹听后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政玉英,今年23岁,容貌出众,英姿飒爽,追求者众多,但她一直没有心动过,原因是她希望找到一个务实并且有上进心的男士来结婚。除了美丽,政玉英的能力也非常突出。1973年,她在五七厂做过临时工,后来下乡工作了几年,直到通过招干考试成为国家干部,准备赴呼和浩特市郊区委从事计划生育工作。
政玉英不仅人美心善,且家庭信仰基督教,从小耳濡目染养成了她的仁爱之心。她父亲时常告诫她,要懂得忍让,凡事不必争强好胜。正是父母的教导,让政玉英无论身处何处,工作如何,都会受到同事们的喜爱。得知刘索踏实能干,虽然家庭背景较为平凡,政玉英决定与他见一面。
那天,政玉英与刘索约定了见面时间,但当刘索和师傅按约定前去见面时,却怎么也找不到地方。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两个小时,刘索心急如焚,开始担心这次相亲会泡汤。就在这时,师傅突然认出了前面放学的孩子是政大姐的孩子,于是便带着刘索顺着孩子指引的方向,终于找到了见面的地点。
刘索见到政大姐和政玉英后,立即诚恳地道歉。政玉英原本对刘索迟到已经有些不耐烦,但看到他诚恳的态度后,心中的不满渐渐消散。她很有礼貌地表示“没关系”,并邀请刘索一起坐下,几人开始了交谈。
那是政玉英与刘索的第一次见面,虽然他们都不敢直接对视,气氛略显尴尬,但两位长辈始终在打破沉默。经过这次见面后,政玉英对刘索的印象大为改观,心中也悄悄地同意了这桩婚事。
回到家后,政玉英与母亲分享了这次相亲的经历,但母亲坚决反对,她认为刘索的家庭背景可能会拖累女儿,而且刘索的家境贫寒,身上唯一值钱的只是那套衣服,剩下的全是工作服。政母认为,凭政玉英的条件,完全能够找到更优秀的男士。尽管如此,政玉英的决心愈加坚定,无论母亲如何反对,她都下定决心与刘索在一起。
不久后,刘少奇被平反,刘索也接到通知,前往北京参加平反大会。此时,刘索的家庭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解决,正当他以为母亲会放下反对之心时,政母却依旧坚决拒绝这门婚事。原来,政母意识到,刘索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而她自己却不敢与这样一门亲事结缘,毕竟刘索是刘少奇的亲外孙。
当刘索得知政母的态度后,心中充满了无奈和失望,但他没有放弃,立即赶回了呼和浩特,敲响了政家门。政母本打算找借口拒绝他,可就在此时,刘索情急之下突然叫了声“妈”,这让政母一时难以作出回应。刘索带着礼物,恭敬地进入门,并真诚地对政母说:“您放心,我绝不会辜负您的女儿,我会用行动证明的。”接着,他找来了工厂的同事来做政母的工作。经过5个月的努力,刘索终于打动了政家所有人。尽管政母还是心存顾虑,她最终同意了两人先领证,半年后再举行婚礼,这期间她将观察刘索的表现。
刘索答应了这个条件,果然,半年后他们才举行了婚礼,这一次,政母才彻底认可了这门亲事。
婚后不久,刘索被恢复了党籍,并重新回到原单位工作。然而,这对新人却不得不过起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尽管刘索完全可以通过关系将妻子调到石家庄,但他始终坚守着外公教给他的家规,宁愿两地分居,也不愿求别人。直到1981年,政玉英调任石家庄的一所学校工作,夫妻俩才结束了漫长的分离生活。
政玉英后来承认,她最初对刘索的感情更多的是出于同情,但婚后的日子让她逐渐了解了刘索的真诚与坚韧。刘索不仅做事踏实能干,而且从不沾公家的钱。即使家里有些小困难,刘索也始终保持原则,决不从公款中取一分钱,这让政玉英非常感动。
尽管婚姻中有过争执和小摩擦,但刘索和政玉英依然如初见般恩爱,一直携手走到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