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被中国国民党尊奉为“国父”，并被中国共产党视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的伟大历史地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然而，陈炯明，这个曾在几十年历史书籍中被视为“军阀”和孙中山的“叛徒”，他的形象一直充满争议。最广为人知的事件就是他所主导的“炮轰总统府”，即指孙中山所设立的总统府。陈炯明被批评为背叛者，他的这场炮轰行动似乎成了他“叛国”的象征。

但陈炯明的次子陈定炎，在1997年与他人共同发表的《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一书中，试图为父亲平反，为历史人物和事件做出更为合理的澄清与解释。作为儿子，替父亲辩解是出于对父亲名誉的保护，理所当然；与此同时，当今的学术氛围也愈加宽容，允许对历史事件展开多维度的讨论与分析，探索更全面、准确的历史真相。

1. 陈定炎为父亲辩解

陈定炎首先强调要澄清“六一六炮轰总统府”事件的真相。他指出，陈炯明并非此次事件的主谋，实际上，炮轰行动的策划和执行是由陈炯明的部下叶举负责的。更重要的是，炮轰并非为了伤害孙中山，而是事先通知了他，让他能够提前安全撤离总统府，没有进一步的追击行为。

当时，陈炯明得知叶举计划炮轰总统府后，立即派遣秘书带着亲笔信劝说叶举不要仓促行动。信中的内容大意为：如果孙中山的北伐成功，那大家都会受益；如果失败，自己可以以陆军部长的身份调兵应急，收拾残局。然而，叶举却将信扔在地上，表示陈炯明的意见过于书生气，不懂军事，并让秘书转告他，事情已经迫在眉睫，无法再犹豫。陈炯明接到消息后愤怒异常，大发雷霆。

1922年6月16日清晨，4000名粤军士兵包围了总统府，要求守军投降，但守军拒绝。粤军三次鸣炮示威，最终在10时攻占了总统府。那时，孙中山已经匆忙撤离。

陈定炎认为，尽管粤军炮轰总统府的确发生了，但陈炯明并没有主导这次军事行动。事实上，陈炯明的初衷是确保孙中山能够安全撤离，避免无谓的冲突与伤害。最终，孙中山在永丰舰上依旧遭遇了困境，被珠江封锁，无处可去，直到蒋介石及时赶到，护送他前往上海，才彻底脱离了危险。

陈定炎指出，陈炯明的决定虽然没有避免炮轰，但却确保了孙中山的性命得以保全。这一事件反而促使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他逐渐放弃了依赖地方军阀的思维，转而寻求与俄国的合作，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全新政策，并着手建设自己的军队与黄埔军校。

此外，陈定炎还认为，陈炯明并非一个反动的军阀，而是一个富有理想、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的革命家。他在广东省推行了多项市政改革和教育改革，卓有成效。

2. 陈炯明的改革理念与实践

陈炯明毕业于清末的广东法政学堂，曾担任广东省议员，并在立宪运动中表现活跃，因此，他并非那种单纯依靠武力的“武夫”。在他的领导下，广东实施了地方自治，推动了县长民选的制度改革。他还严格禁烟禁赌，进行教育与经济改革，提倡新文化，甚至将广东作为自己的“试验田”，努力在此施展雄图。

在1918年，陈炯明率粤军进入福建漳州，他在漳州实施了自己的理想，成功地建设了“闽南护法区”，为其赢得了“模范小中国”的美誉。他不仅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铺设马路、建设公园，还举行运动会，发布交通规则，甚至竖立起刻有自由、平等、博爱、互助的石碑。可以说，这一切改革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先进的，深得民心。

而在个人品德方面，陈炯明与通常被认为是军阀的形象大相径庭。他不仅文采斐然，而且为人廉洁，严于律己。在“九一八”事变后，尽管日本曾企图拉拢他，但陈炯明坚持要求日本归还我国的东北三省，并最终拒绝了日本赠送的8万元支票。即便处于贫困中，他仍拒绝接受任何金钱贿赂，体现了他清廉的品格。

1933年，陈炯明在香港因贫困与疾病去世，甚至连购置棺木的钱也没有，这更加证明了他在执政期间的清廉自守。

3. 历史的多维视角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陈定炎认为我们应该打破单一的历史叙事框架，避免将历史人物过于简化地划分为“英雄”或“恶人”。他指出，中国近现代史长期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陈炯明等历史人物往往被简化为“反派”，忽略了他们为社会做出的实际贡献。陈炯明作为清朝秀才、革命先驱，他的复杂经历和矛盾举措展现出一个充满争议却也充满理想的历史人物。

此外，陈定炎还提到，历史研究应该避免被政治势力工具化，避免历史事件被选择性解读。他呼吁回归史实，尊重历史的多维性。

总结而言，陈定炎的研究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叙事的视角，拓展了陈炯明这一人物的历史意义。然而，作为陈炯明的后代，陈定炎在叙述中难免带有一定的偏向，这并不意味着其观点毫无价值，但仍需要我们用更为客观、广阔的视野去考量。历史研究的本质在于对事实的考证与多元视角的融合，而不仅仅是某一方言辞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