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总部副主任徐立清多次上门拜访，与张爱萍洽谈，希望能够邀请他重返工作岗位，但每次都遭到张爱萍的婉拒。这可能是徐立清自从负责军队干部任免工作以来，面临的最棘手的挑战之一——一个不愿意出山的上将。

自1950年在新疆徘徊工作的徐立清，被调任至新组建的总部担任副部长，负责军事干部的任免事宜。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随着国家的建设进程加快，干部的选拔和使用不再简单，必须综合考量各种因素，尤其是在选人才和用人方面要精准到位。对此，部长罗荣桓对徐立清的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在这一领域经验丰富。

在干部的任免与调整工作中，徐立清始终坚守“无论何处，按原则办事”的信念。他在处理涉及“山头”的问题时，从不偏袒，也不厚此薄彼。许多领导同志都赞同他的为人，认为徐立清以公正、正派著称，名副其实。

在1952年和1955年军队评级授衔过程中，他曾主动提出降低自己的军衔，尽管上级最终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授衔时，他三次向上级提出希望减少军衔的要求，最终说服总理将其从上将降为中将。这个关于徐立清的让衔故事在军中广为流传，成为佳话。

授衔后，由于过度劳累，徐立清不幸患上心脏病，住进了医院。为了不影响总干部部的运作，他甚至请求退役或调至省军区担任副职，以便让更有能力的干部来接替他的工作。宋任穷在一篇文章中对徐立清做出了评价：他对失误干部的批评既严肃又锋利，不留情面；同时，对于优秀干部，依然表现出热情和耐心，实事求是地指出错误，强调这些问题不应该掩盖他们的长处和成就，而不是随意上纲上线。

然而，在1967年，徐立清由于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工作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中断，从一名备受尊重的高级干部转变为一个受到管控的人。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着平和的心态，对生活和未来依旧充满了希望与自信。1973年，他被通知回到北京，得以恢复名誉，并被任命为济南军区的政委。

之前，许多地方的大军区曾希望徐立清能够到他们的辖区工作，比如新疆的赛福鼎就希望他到新疆军区任职。然而，最终以杨得志的迅速行动，徐立清被调往济南军区。到1975年，他再次被调任，重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位置，继续负责干部管理。期间，在叶邓首长的领导下，他参与了对军队的整顿工作，着眼于整治“肿、散、骄、奢、惰”等不良风气。

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为了落实干部政策，徐立清不惧艰辛，积极与干部交流，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帮助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他努力帮助许多老干部尽快恢复名誉和待遇，重新获得相应职务。

1977年3月，遵照叶帅的指示，徐立清亲自到张爱萍的家中进行交流，希望能够说服他重回工作岗位。张爱萍在运动期间两度受到冲击，选择了边缘化，他的内心对此感到复杂。起初，他对于徐立清的邀请并未表示积极，渴望安静的晚年生活。然而，徐立清并没有因此而放弃，频繁拜访，尽管上次遭到了冷遇。

这个情况可能超出了徐立清的预料，或许是他在工作中第一次遭遇如此棘手的问题。无奈之下，他向叶帅详细汇报当前情况。随后，叶帅亲自给张爱萍打电话，邀请他到西山进行面谈。经过一番耐心的思想工作，张爱萍最终同意重新参加工作。

徐立清在总政治部的任职一直持续到1980年，他被免去副主任职务之后，任命为成都军区的第二政委。仅过了半年，他就调任为第一政委。鉴于他的身体状况不佳，刚刚经过手术并安装了心脏起搏器，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好好休养。然而，他却坚定表示：“即便我得爬，也要爬到成都去。”他对工作的认真与严谨，让许多同事都对他赞赏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