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家族延续的主要原则是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只有正妻所生的长子才有继承家业的资格。在这一制度下，嫡子（即正妻所生之子）通常是唯一有资格继承的，且在嫡子中，年长者优先。这种继承规则是古代宗法制度的核心，而宗法制又与礼乐制度紧密相连。自西周建立礼乐制度以来，这套制度已经延续了三千多年，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家族结构和权力传承。

虽然历史上嫡长子继承皇位的情况并不多见，但在古代，选立太子时通常会遵循这一规则。直到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变成了“秘密立储制”。这种制度意味着，只有在皇帝去世后，民众才会知道继位的是谁。那么，为什么清朝放弃了嫡长子继承制呢？

嫡长子继承制的形成与家族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密切相关。与早期的选贤继承制不同，嫡长子继承制虽然牺牲了继承人是否贤明对家族发展的影响，但却大大增强了家族的血缘稳定性和凝聚力。在古代，虽然人们有一夫一妻的概念，但这种制度并不排斥丈夫再娶其他女性并与之生育子女，而这些子女便是庶出。古人常说“母凭子贵”，但在出生之初，实际上是“子凭母贵”，也就是出生的孩子是否有继承权，首先取决于其母亲的地位。如果母亲是正妻，孩子便是嫡子，享有继承权；如果母亲是妾室，孩子便是庶子，无法继承家业，除非家中没有嫡长子。

随着贵族和大世家的崛起，这一规矩变得尤为重要。古代的世家大族不仅在各个领域有所涉及，势力庞大、盘根错节，甚至能够左右政权，影响王权与皇权，因此统领这些家族的主人必须具备足够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对于皇位来说，嫡长子的继承尤为关键，不仅关乎大臣是否愿意支持，也事关各大家族的利益。选皇后时，皇帝往往会更多考虑她背后的家族能否带来帮助和利益，皇后所生的儿子自然而然便承载着政治使命。

然而，尽管古代皇帝通常会选择嫡长子作为太子，统计数据显示，实际上，许多著名的皇帝并非嫡长子。比如，汉武帝刘彻并非景帝的嫡长子，而是景帝宠爱的妃子所生，景帝废除了原皇后，最终立刘彻为太子。又如唐太宗李世民，虽然原本皇位应由长兄李建成继承，但因兄弟间的矛盾，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最终成了太子。而明成祖朱棣则在长兄朱标早逝后，通过靖难之役篡夺了皇位，成为了新的皇帝。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嫡长子继承制并非毫无缺陷，尽管它保证了皇位继承的稳定性，但也带来了一个问题——一旦太子被早早立为继承人，往往会成为朝中权力斗争的焦点，招来许多非议与嫉恨。太子若不被朝廷中的权贵们所接纳，甚至可能成为他们争夺权力的工具。若太子与权臣关系过于紧密，则会引发皇帝的疑虑，认为自己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因此采取行动。

清朝的皇位继承制度就表现出了这种特殊性——秘密立储制度。这一制度非常简单：皇帝临终时，会指定继位的皇子，并将遗诏秘密保管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额下。此举恢复了某种程度上选贤继承的特点，但也体现了皇权巅峰时期的特色。秘密立储制度有其独特的优势，一方面，它给了皇帝更多时间来考察继承人，确保选出的继承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另一方面，它也有效地制约了皇子们，因为继位的可能性始终是个谜，任何人都无法提前预知结果。

这种制度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朝面临着更复杂的政治环境与权力结构，尤其是在乾隆时期，皇位继承问题已逐渐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因此，清朝的这一制度变革，也标志着皇权巅峰时期的到来。康熙时期曾一度立太子胤礽，但因太子过度宠溺，行为失控，最终康熙两度废立太子，造成了诸多争斗。没有明确太子的情况下，皇子们开始相互争斗，最终演变成了“九龙夺嫡”的局面，给国家带来了极大的动荡。

因此，清朝最后在乾隆时期确认了秘密立储制度，从而避免了太子争斗带来的种种弊端。这一制度在实际操作中，避免了太子地位过早暴露导致的权力斗争，同时强化了皇帝的绝对权威，进一步稳定了政局。

可以看出，清朝的秘密立储制度反映了封建体制的发展顶峰，同时也表明了皇权与太子之间固有的冲突。在这一制度的作用下，清朝实现了更加稳固的政权集中，避免了因太子争斗而带来的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