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之人欲求仕途，须经三条路径：门荫、科举及流外入流。其中，科举与楷书书法之关系尤为紧密，故下文将对此进行深入探讨。然而，即便获得入仕资格，仍需经过吏部选拔方能授予官职。在此环节中，吏部铨选对楷书书法之影响不容忽视。

在这些制度中，科举制度的影响虽大却较为含蓄，而吏部铨选的影响则更为显著。下文将首先探讨科举制度中文字规范对楷书书法产生的隐性影响的原因，随后分析吏部铨选中对楷书书法产生的显性影响。

科举制度产生影响原因

唐代科举制度，是在隋代的基础上，对于科举制度进一步的完善。唐时的科举由于保留了察举制的一些遗风，参加科举的举人，一部分是由每州来贡上的，“随物入贡”，因此唐代科举又被称为贡举。其中，能被能被选中成为举人的，《说文》《字林》就是其中考核内容之一。

另一部分则是生徒，即国家官府办的学校的学生。例如国子监、四门等六学。其次，从举办方式来，唐代科举有两种：制科与常科。常科顾名思义是常有，即每年都举行；制科则是皇帝根据自己需求来制定时间与考试内容，多为策论。

科举中科目很多，例如明经、进士等。考试方法有四种：帖经、墨义、杂文、判文。然而，无论选择何种方式，必须使用楷书进行答卷。因为答卷旨在展现作者的才华与学识，故首要之务便是确保文字易于辨识。

因此，彼时考生应避免使用那些难以辨认的异体字，而应选择在社会上广泛流通的文字。尤其应避免使用自南北朝以来已鲜少使用的字或仅凭个人意愿创造的文字。这正是文字规范范本存在的重要性所在，以规范文字使用，确保信息的准确传达。

所以，即使在相关的科举制度要求中并没有提到对于规范化文字使用，但是规范化使用文字却是考生与考官心照不宣的规矩。因为参与科举考试的人是最多的，所以这种影响是最广泛的。

与此同时，唐代考生必须兼顾文字的美观性。尽管在现有文献中并未明确提及此项要求，但在唐代科举制度中，并未实施“誊写制”，考生所提交的试卷之卷面，可以直接展现出其书法造诣，进而对考官对考生的整体印象产生影响，也因此书法技能亦需达到一定水准。

在此目标引领下，对楷书书法的追求显得尤为必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当前的考古成果中，并没有唐代科举相关实物证据，文献中也没有提及，下文从唐代宏观美学角度以及考试中来对这一时期进行分析。

吏部铨选产生影响的原因：楷法遒美

科举是获得为官资格的考试，科举之后，并不能马上就会被吏部授官，还需要与其他有为官资格的人一起，由吏部铨选之后，方可授官。

不仅为文官体系选拔要考书判，武官想转文官，也需要考书判。所谓书判，其实也是笔试，即答卷。只不过考试内容为对于一件事情的判断能力，故曰“判”，将“书”与它一起作为选人标准，这也正面表示对于当时楷书书法需要达到怎样的要求。

如果说科举考试中对于楷书要求还尚处于一种并未形成规定的“潜规则”，那么在吏部铨选中已经进一步通过明文方式，对楷书进行了要求：楷法遒美，但是，当时也有人对于“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书者，非理人之具，但字体不可乖越，即为知书。”

由此看出，虽然对于“楷法遒美”或许并不认同，但是“字体不可乖越”，也表示出对于文字规范使用的认可。凡求官者，大都需要经过这一流程。这种对于规文字规范化使用的要求，贯彻在选官制度中，唐代书家多在朝为官，因此，或多或少都会被此种制度所影响。

除此之外，在唐代还有文字规范的专门化官职。从唐代官职来说，与文字规范直接相关的有两个：秘书正字与太子正字。秘书正字隶属于秘书监，或者叫秘书省。在武周时期，秘书省改名为“麟台”。

秘书正字最早见于汉代，掌“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同异”，主要职能为管理修订藏书，到唐代，其职能有变化，但依然主要围绕整理图书、编修国史这些清贵却核心的事务。具体情况可见《通典·职官八》。

官阶来说，秘书正字的官品属于正九品。正字虽然名称中有“字”，但是主要职责是校对书籍中文字的问题，并不是单独针对文字，是具体文字使用范围途径。对这一官职，也有明确的考课的要求，即“二十七最”中的：“雠校精审，明于刊定，为校正之最。”

在隋代，这官职曾经也有记录帝王起居的功能，但主要与“校书郎”的职责较为相近。杜佑认为秘书郎为美职，但并未对秘书正字这一官职作出评价，但是正字与秘书郎职责相似，官阶一致，通过研究《新唐书》与《旧唐书》来看担任此官职有：魏元忠、任敬臣、王绩、陈子昂、王友贞、王翰。

魏元忠后官至宰相，这一现象表明在唐代，对于低品级的文官而言，秘书正字有较大的升迁空间。另一方面，王绩作为唐代五言律诗的开创者，其初次被授予的官职也是秘书正字，陈子昂、王翰这些大诗人也担任此职务，这同样证明了秘书正字这一职位在文官体系中受到重视。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从升迁潜力还是从职位重要性来看，秘书正字在唐代文官体系中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官阶较秘书正字较低一等，为从九品。太子正字属于左春坊，故又称“春坊正字”。从这些描述可知，太子正字与秘书正字的职能相近，但是叙述的更详细，且更强调了“刊正文字”这一职能。

这两个官职的设立，均基于文字规范的必要性。秘书正字作为文士的起家官，具有较高的选择价值。尽管太子正字的官阶略低半阶，但其重要性几乎与之相当。

据历史文献记载，初唐时期尚未有相关人员担任此职，然而，在盛中唐时期，这一职位的人员数量逐渐增加。据两唐书及《全唐诗》，有常衮、杨绾、刘滋、卢迈、刘晏、赵晔、王播也曾担任这一官职。

在唐代相关史料文献的记载中，曾担任过太子正字或者说以太子正字起家的官员，除却刘滋以及王播之子王式是通过家族门荫的方式得到这一官职，其余几位，或是明经或是进士及第才成为太子正字，即便是刘滋，也是家学渊源，并非空穴来风。

其中优秀之人，例如常衮，后更是官至宰相，刘宴是中唐时期财政大臣。

结语

以此观之，“秘书正字”与“太子正字”这两种官职，虽然在唐代品阶不高，但是是文官起家较好的选择，不仅如此，可以发现，这两个官职都是能够快速升迁的官职。

在这种隐形的趋势引导下，唐代学子士人，都会对文字规范使用这种学问倾注心力，这对于整个社会的文字规范是极为有利的。

文字总是与书法息息相关，也会对于书法产生深远但是不易察觉的影响。文字规范对于楷书的影响，目前还停留在文字使用角度，虽然吏部铨选提出了“遒美”的要求，但是“遒美”如何在楷书书法中体现，目前尚不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