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朝代，经历了约六百年的辉煌时期，深深影响了后世的文化与政治发展。然而，关于商朝的国号，却一直存在着争议，尤其是商朝的国号究竟应是“商”还是“殷”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定论。

《史记·殷本纪》中，除了提到“契被封于商”这一历史片段外，其他所有关于商朝国号的记载均为“殷”，例如开篇即提到“殷契，母曰简狄”，太甲时期有“诸侯咸归殷”的记载，太戊时期又有“殷复兴”的说法。这些表述显然表明，司马迁倾向于称呼商朝为“殷朝”而非“商朝”，因此才有了“殷本纪”这一命名。可以看出，司马迁在历史记载中对“殷”这个国号表现出了更为深刻的认同。

然而，与《史记》所持的单一立场不同，其他一些文献中却同时出现了“商”和“殷”两个国号。例如，《尚书》一书中，不仅提到了虞、夏、商、周等多个朝代，其中第三篇《商书》便明确提出“商”作为国号。但同样，在《西伯戡黎》一文中，祖伊曾对纣王说道：“天既讫我殷命”，这也说明商朝的国号同样可以被称为“殷”。由此可见，在古代文献中，“商”和“殷”有时是并存的。

传统的解释认为，由于盘庚迁都到殷地，所以商朝的国号才发生了变化。然而，这一解释并未能经得起推敲。首先，在盘庚迁殷之前，商朝已经进行过多次迁徙，难道每一次迁移都需要改变国号吗？其次，尽管商朝的都城在多次迁移之后并未再位于“商”地，但仍然使用“商”作为国号，这不禁令人困惑。正因为如此，单纯以“殷”为商朝的国号显然无法成立。

既然如此，那么商朝的国号究竟是“商”还是“殷”？抑或两者可以并存呢？最直接的答案或许可以从甲骨文中寻找到。然而，甲骨文的发现却颠覆了我们传统的理解。过去一百年，考古学家发现了大约17万枚甲骨文，但其中对于商朝政权的称呼，只有“商”、“中商”、“大邑商”、“天邑商”等称谓，而从未出现过“殷”字。甲骨学大师罗振玉曾在《殷墟书契考释序》中指出：“史称盘庚以后，商改称殷，但在遍搜卜辞时却找不到‘殷’字，反而多次出现‘入商’。这表明，在文丁、帝乙时期，商朝虽然迁至河北，但国号仍然为‘商’。”

虽然甲骨文中确实出现了五次“殷”字，且青铜器铭文上也出现过一次，但这些“殷”字的出现都与地名无关，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单纯表示“殷”字作为地名或其他含义。因此，甲骨文的“殷”显然不是商朝的国号。

不少学者推测，“殷”字可能与“衣”字通假，因为甲骨文中确实有很多“衣”的记载。冯时在考证时指出：“商人实仅以‘衣’为地名，而非国号，‘衣’与商朝国号的‘商’有着明确的区分。”因此，尽管盘庚迁都至“衣”地，但商朝一直以“商”为国号，从未自称为“殷”或“衣”，所谓的“殷墟”实际上应称为“商墟”。

那么，“殷”作为商朝的别名又从何而来呢？实际上，这一问题在西周青铜铭文中已有所揭示。例如，青铜器铭文《利簋》提到：“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这里依然使用了“商”这一国号。而在另一件青铜器《天亡簋》上，铭文则提到“丕克乞衣王祀”，其中的“衣”显然指代的是商朝的“衣地”，即商朝的都城所在地。这说明，“衣”被用作代称商朝，并非表示“殷”这一国号。

尽管如此，西周早期的铭文中，“商”仍然是常见的称谓，直到周康王晚年，才开始普遍使用“殷”来指代商朝。这种转变，可能有着隐含的政治意图——一方面是通过“殷”这一称谓来贬低商朝，强化周朝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许是在提醒周人从商朝灭亡中汲取教训。

最终，周人称商朝为“殷”，并非商朝自称，实际上是周人对商朝的称呼，带有某种政治上的贬义。就像历史上许多朝代一样，周朝在建立稳定的统治后，往往会重新审视前朝的遗产，赋予其不同的评价。那么，既然周人如此称呼商朝，商朝是否也会用类似的方式来看待前朝夏朝呢？这一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史记、《尚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