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茶馆》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从“文化记忆”的视域出发，可对《茶馆》进行再解读。首先，《茶馆》借由人物的回忆建构起戏剧结构，并通过茶馆这一“记忆场”呈现出人物的命运；其次，剧本中常四爷的身份、康顺子的心理创伤、子承父业的戏剧化设置、崔久峰的革命记忆等，具体呈现了《茶馆》中的民族创伤记忆书写；最后，通过《茶馆》第三幕结尾“追忆与祭奠”的记忆仪式，可以解析老舍对北京民间文化的深厚情感，展现个体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和意义。《茶馆》既是作者个人记忆的曲折展现，又是文化记忆的时代之书，而个人记忆被激活与文化记忆被形塑的出发点在于老舍对人民的关切。

作者班易文，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南京210037）。

1950年，老舍回到焕然一新的中国，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文艺也必须为人民服务；要为人民服务，我的作品就必须把道理说对了。”“假若你肯和人民立在一条线儿上，写出足以为人民服务的作品，那该是多么痛快的事呢！”这段时期是老舍投身于剧作创作的黄金时代。在其新中国时期的剧作中，一直贯穿着“为人民服务”“和人民立在一条线儿上”的宗旨，如《龙须沟》《女店员》《全家福》《青年突击队》等，鲜明地勾画出与新中国一同成长的人民群像。而《茶馆》以书写文化记忆的方式，展现出茶馆这一凝聚性空间中的“三教九流”即下层民众的命运。文化记忆的书写总是与作家进行回忆时的具体处境相关，《茶馆》中呈现的文化记忆是由“百花时期”老舍的人民文艺观所激活的。他认为，并不只有表现现实的、歌颂的题材才是人民的文学。《茶馆》的文化记忆书写以某种低沉的、挽歌的形式，历史性地展现出民众遭受的苦难。以“文化记忆”为视域细读《茶馆》的剧作文本，会发现它既是民族创伤记忆的样本，又呈现了饱蘸着作家情感的日常生活记忆；既是作者个人记忆的曲折展现，又是文化记忆的时代之书，而个人记忆被激活与文化记忆被形塑的出发点在于老舍对人民的关切。

时空的流转：“茶馆”作为记忆场

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把戏剧的因素分为两大类：作为外在因素的史诗性与作为内在因素的抒情性，并指出，“戏剧应该是史诗的原则和抒情诗的原则经过调解（互相转化）的统一”。黑格尔所指的戏剧、西方史诗与抒情诗皆具有自身的概念谱系，但其提法启示了我们，戏剧这一体裁的基本要素至少应当具备内在的抒情性与外在的史诗性，也即作者乃至人物的内心活动与外部行动，而外在的历史也会对心灵世界产生影响，两者之间应当是一种持续的互相转化的关系。老舍的《茶馆》实现了二者的有效转化，无论是将其看作强调外在因素的史诗，还是注重内在因素的抒情文本，《茶馆》都是毋庸置疑的杰作。

从戏剧结构上说，老舍以“茶馆”这一固定的空间为戏剧场景，通过人物的不断回忆，勾连起戊戌变法、军阀混战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因此，“茶馆”成为了一个高度紧张的“时空体”（chronotope，或译为时空集、时空型）。时空体概念是巴赫金提出的，他从传统的教育小说概念中另辟蹊径，提出了“成长小说”的范畴，这便从小说教化功能研究转变为分析人物形象的动态研究，一个重要的提法便是“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小说与戏剧都是具有一定叙事性，重视塑造人物、刻画情节、营造冲突的文学体裁。老舍在塑造戏剧主人公——茶馆老板王利发、旗人常四爷、民族资本家秦二爷时，呈现的是时间如何进入人的内部，形成了人的记忆，进而他又通过乍看之下固定的空间——“茶馆”将这些记忆勾连起来。这一空间是“莫谈国事”的公共空间，也是触发回忆、形塑记忆的现实空间，更是宏大历史进入个体心灵的抽象空间。当然空间与时间是不可分割的，“茶馆”是文学创作中的“时空体”，“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由于时代的变化、人物命运的变化，“茶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流转的时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记忆场。

《茶馆》“借北京城里一家名为裕泰的茶馆在三个时期的变化，来表现19世纪末以后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这种具有相当时间跨度的‘历史概括’，是当代作家普遍热衷的。”但《茶馆》历史概括的不同之处在于“茶馆”本身可以构成记忆场，呈现出每一个历史时期不同的记忆。提出“记忆场”这一概念的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特别注重区分历史与记忆这两个常常纠缠在一起的概念，他敏锐地指出记忆和历史的相互对立，甚至历史的目的便是破坏记忆和驱赶记忆：“记忆，历史：这二者绝非同义词，而是如同我们今天所认识到的，在各个不同的方面它们都是反义词。记忆是生活：它总是由鲜活的群体所承载，因此一直在发展，辩证地对待回忆与遗忘，不知道二者变形的顺序，可以对其进行所有可能的操作和利用，可以长期处于睡眠状态或瞬间复活。而历史始终是对不再存在的事物的有问题的不完整的重构。”戏剧在表现历史的时候，不能像长篇小说那样尽量完整地呈现历史细节，而是要追求更符合历史本真性的记忆，这种真实的记忆即具有功能性的记忆场所保留的人在历史中存在的心灵痕迹。老舍善于塑造具有文化记忆特征的空间，譬如在《四世同堂》中，便以一个老北京人家的四合院作为故事的发生场所，但戏剧中的空间设置则带有更强烈的结构意识，也具备了更强烈的美学力量。老舍自己对戏剧的看法亦可作为旁证——他认为无论是中国古代戏剧还是西方戏剧，表现真实都是剧本应该追求的倾向，而“求真”的途径是依靠结构。“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结构，它是极经济的从人生的混乱中捉住真实。它即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它的重要便多在于表现真实，而真实是多于生命的。”其新中国时期的戏剧，如《茶馆》《龙须沟》都是在戏剧中构筑了一个承载历史的记忆场，《龙须沟》中的“龙须沟”承载着北京下层人民对旧社会的痛苦记忆，妞子死于龙须沟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是激起生活在龙须沟的人们渴望新社会的集体意识的内在动因。由此，正是依靠记忆场，戏剧建构起经由个人情感通往意识形态的渠道，“新/旧”二元对立构成了“龙须沟”这一记忆场的结构模式。

《茶馆》则更加复杂，三幕分别选取了三个历史时期，对应裕泰茶馆以及围绕茶馆的众多人物生命中的几个时刻。作家捕捉这些时刻，便是将固定的历史叙述放置在无限的可能性中，抑或在追问历史的真实，这种真实来自于生命，又多于生命，这正是个人记忆与历史记忆相互作用乃至相互争夺的结果。老舍始终关注民众的生存问题，《月牙儿》《骆驼祥子》等经典小说都是围绕生存问题展开的，而在《茶馆》中，个人生存方式的不同带来了个人记忆与历史记忆之间的罅隙。譬如，作为历史记忆的“改良”，是由戊戌变法等相关历史事件的叙述建构出来的。而对于王利发，“改良”不仅仅是那个事件，还是个人记忆中不断寻求茶馆生存之道却屡屡受挫的人生经历，他由原本的卖茶到后来开公寓、添置评书，甚至试图添女招待，历史进程中改良的失败和王利发个人改良的失败重合在一起。而之于裕泰茶馆的跑堂李三，“改良”是“越改越凉”，他只盼着自己的工钱得到“改良”。这是底层人苦涩的幽默，也是时代悲剧的写照。而历史总是有意无意地吞噬了有关王利发、李三等的鲜活记忆。换言之，他们是容易被历史叙述所遗忘的，但却是老舍所关心的。人贩子刘麻子回忆起革命，大倒苦水：“以前，我走八旗老爷们、宫里太监们的门子，这么一革命啊，可苦了我啦！”可见，透过不同人的命运，不仅能够看出老舍对改良运动、革命的意义及局限的认识，而且还呈现出“茶馆”作为一个记忆场的复杂性与不均质性。这是历史记忆的储存器，更是民族创伤记忆的展览馆。

民族创伤记忆的书写

《茶馆》中的文化记忆首先是民族创伤记忆的呈现。这里首先需要对“民族”概念做一个简单的辨析。考察“民族”一词的含义需要将其放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之中。例如雷蒙·威廉斯的判断：在西方，“从13世纪末期起，这个词（nation，引者注）就已经普遍通用，最初具有一个主要的意涵，指的是一个‘族群’而非‘政治组织的群体’”。到了19世纪，伴随着民族主义运动发生发展，“民族”更多地指政治群体，或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群体形态。《茶馆》的第一幕发生在1898年初秋的晚清，晚清正是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酝酿的时期。在这一幕中，常四爷惹祸上身是因为一句：“我看哪，大清国要完！”值得注意的是常四爷的旗人身份，常四爷和老舍一样，首先是满族人，其次，他是满族中的旗人。旗人在文化上是贵族，他们承袭了满族文化中的礼仪文明，要么天赋异禀，要么追求“生活的艺术”，喝茶、遛鸟、骑马、射箭等，乐此不疲，旗人可以说是当时精英文化的主体之一。但另一方面，下层旗人远离政治权力中心，并无有利的政治地位。于是，常四爷才会面临如此窘境：

宋恩子 （对常四爷）走！

常四爷 上哪儿？事情要交代明白了啊！

宋恩子 你还想拒捕吗？我这儿可带着“王法”呢？（掏出腰中带着的铁链子）

常四爷 告诉你们，我可是旗人！

吴祥子 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锁上他！

常四爷 甭锁，我跑不了！

旗人的身份敌不过铁链子象征的“王法”，反而成为罪加一等的说辞。在吴祥子代表的清政府的话语系统中，旗人应该更加忠于清朝，清朝与国家是分离的。但我们知道，常四爷爱国，爱的不是腐败的大清国，而是他所认同的文化记忆中的“中国”。到第三幕所表现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历史阶段，常四爷痛呼：“我爱咱们的国，可是谁爱我呢？”这里的民族是经历了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倡“五族共和”的阶段，又经历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御外敌的阶段，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渐渐建构起来的“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常四爷不止一次强调自己的旗人身份，继承旗人文化身份的意识赋予了他强烈的自尊心与正义感，但比起对身份的看重，他更看重国家命运，尤其是面对外辱，他曾参加义和团，也曾喊出：“什么时候洋人再敢动兵，我姓常的还准备跟他们打打呢！我是旗人，旗人也是中国人哪！”常四爷是满族贫民，更是国民，凝聚起他们的则是国家至上、救亡图存的民族国家观念。

在《茶馆》中，除了常四爷这样的正面人物，还有许多其他人物形象。通过这些各异的人物，老舍写出了民族文化的创伤记忆，而民族的创伤记忆是由个人的创伤记忆来表现的。首先，老舍出于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在剧本中穿插了创伤记忆的书写，在第二幕中，被卖给庞太监的康顺子重获自由，带着养子康大力回到裕泰茶馆，她说：“就是这儿，一进这儿的门，我就晕过去了，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地方！”她对茶馆的创伤记忆，正是因为她是在这里被刘麻子卖出去的，创伤本身就是一种“不同寻常的过去”或“不会消失的过去”，它“使时间和经验之间的顺序变得无效了”。康顺子在回到茶馆的一刻，时间和经验的顺序无效了，强烈的痛苦情绪使得记忆所维持的心智秩序瞬间混乱，茶馆这一空间成了苦难亲历者创伤记忆的触发点，把过去那个异乎寻常的苦难时间提取出来。因此，她永远忘不了茶馆这个地方。而透过茶馆，不仅可以看到康顺子一个人的创伤记忆，还可以看到她所代表的受压迫人民的创伤记忆。

其次，老舍在《茶馆》中还进行了带有国民性批判的创伤记忆书写。《茶馆》的三幕连贯一体，不仅依靠主要人物茶馆老板王利发来串联，还依靠人物之间的关系来建构。在《茶馆》大跨度的时间线索中，历时性的记忆依赖的是身份的传承，老舍故意设置了子承父业的模式，王掌柜继承了父亲的裕泰茶馆，要将这个老字号办下去。小刘麻子、小唐铁嘴、小二德子、小宋恩子、小吴祥子等更是子承父业，这几位比起他们的父亲，可耻卑劣的程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老舍在刻画他们的丑陋形象时是毫不留情的，采取了极具讽刺意味的写法。这体现在他们回忆自己的父亲，如小宋恩子在逼问王利发康大力的下落时，对掌柜的说道“你不愧是我爸爸教出来的人”。还有小刘麻子将刘麻子之死当作谈资——

小刘麻子 缺德？你算说对了！当初，我爸爸就是由这儿绑出去的；不信，你问王掌柜。是吧，王掌柜？

王利发 我亲眼得见！

小刘麻子 你看，小丁宝，我不乱吹吧？绑出去，就在马路中间，喀嚓一刀！是吧，老掌柜？

王利发 听得真真的！

小刘麻子 我不说假话吧？小丁宝！可是，我爸爸到底差点事，一辈子混得并不怎样。轮到我自己出头露面了，我必得干的特别出色。（打开皮包，拿出计划书）看，小丁宝，看看我的计划！

身份的继承以及儿子对父亲的回忆使得整个剧目更加连贯，由人物为珠，记忆为线，串起大跨度的历史。同时，小刘麻子等人对自己父辈的所作所为丝毫没有反思，反而想着如何顺应时代、找到靠山。他们瞧不上“光绪年的老办法”，看透了当时在中国最有权力的是洋人，便认贼作父，以捞取更大的私利，获得比父辈更大的“成功”。也正是他们，葬送了茶馆，葬送了民族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通过这一类人物，老舍揭露了国民性弱点之顽固、时代悲剧之深切。个人对时代毫无反思，蝇营狗苟，甚至奴颜媚骨。这也是根植在民族文化中的创伤记忆。对这一类人，老舍是最为痛恨的，因此，下笔也是最为犀利的。但微妙的是，老舍在处理一些比较中性的人物时，仍旧会用几笔带出他们意识中潜藏着的民族创伤记忆，比如他写松二爷、王利发面对宋恩子，是不由自主地要去请安——

松二爷 （看清楚是他们，不由地上前请安）原来是你们二位爷！

（王利发似乎受了松二爷的感染，也请安，弄得二人愣住了。）

宋恩子 这是怎么啦？民国好几年了，怎么还请安？你们不会鞠躬吗？

松二爷 我看见您二位的灰大褂呀，就想起了前清的事儿！不能不请安！

王利发 我也那样！我觉得请安比鞠躬更过瘾！

“不由地”“不能不请安”“更过瘾”，可以理解成对宋、吴二人的讽刺，但松二爷和王利发毕竟不是一身傲骨的常四爷，因此，这“请安”更多的还是封建文化通过礼俗渗入了身体的记忆，本质上是由文化创伤记忆构成的集体无意识。老舍看到了松二爷、王利发“请安”背后谋生的无奈、苦涩，因此，塑造这一类人物时，他并没有像对小刘麻子们那样批判和讽刺，而是运用这种让人笑中带泪的喜剧手法。

老舍不仅看到了民众身上反映出的民族精神创伤，还看到了知识者本身的创伤记忆。通过塑造崔久峰的形象，老舍揭露了中国部分知识者明哲保身的软弱性。虽然涉及这一人物的笔墨只有寥寥数笔，但足可看出老舍的眼光独到。老舍看到以崔久峰为代表的知识者的这种软弱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由其政治地位决定的，而是革命失败的创伤记忆带来的——

崔久峰 慢慢地你就明白了。有那么一天，你我都得做亡国奴！我干过革命，我的话不是随便说的！

王利发 那么，您就不想想主意，卖卖力气，别叫大家做亡国奴？

崔久峰 我年轻的时候，以天下为己任，的确那么想过！现在，我可看透了，中国非亡不可！

“干过革命”的经历使他产生“看透了”的心理，这才是崔久峰不愿帮助秦二爷的根本原因。战争与革命本身可能带来创伤记忆，对个体原本的认知、理性乃至信仰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个体可能对此进行有意识的积极控制，但更可能的是无意识中产生逃避、颓废、绝望等消极情绪。正如胡塞尔的现象学意向分析所言，记忆是感知的沉淀，也使感知成为“过去”，但这个“过去”却像幽灵一般，想象使过去的记忆“当下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当下，“使当下化再现”。也就是说，记忆摧毁的还有崔久峰对革命的想象，想象本身掉入了过去时之中，在崔久峰的想象中，未来的革命也注定以失败告终，这导致了他不愿再做一个行动者。个人的理性重构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都不得不面对记忆的基础，尤其是那些创伤记忆。通过崔久峰，老舍呈现出个人的创伤记忆中隐含的历史必然——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不会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劳苦大众。

最后的仪式：追忆与祭奠

老舍曾提到自己对《茶馆》第三幕不满意，“《茶馆》的第三幕较软一点，本想从新写过，可是找不出时间”。《茶馆》问世后，不仅老舍自己对第三幕不满意，当时许多论者也都是褒扬第一幕，而批评第三幕。张庚曾描述过这一现象，并将原因归结于第一幕的时代气氛浓厚，而第三幕则淡薄且低沉。这种评价一方面的确抓住了《茶馆》的特征，但同时也很可能会遮蔽这部作品深层的思想意涵和人性关怀。因此，本文选择从文化记忆的角度阐释《茶馆》，试图有效回应将三幕割裂并加以比较的分析路径，并拓展《茶馆》这一经典作品的解读空间。

也许，我们可以追问，第三幕真的“软”吗？张庚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认为《茶馆》“这个戏里的根本之点，在于作者的悼念的心情太重。他对旧时代是痛恨的，但对旧时代里的某些旧人却有过多的低徊凭吊之情”。悼念与凭吊都是来自于对不可挽回的过去的追忆，老舍对自己设计的大悲剧的结局有不满，因为这样的结局似乎缺少了革命精神，但老舍的珍贵之处在于他对人民的同情，对曾经那样活着又那样死去的老百姓的悲悯。在他的观念中，不只有“新人”才是人民，张庚所说的“旧人”同样也是人民。之所以怀有这种悲悯之情，是因为他来自于人民。老舍在《〈神拳〉后记》《贺年》《我的母亲》等回忆性散文中都曾提起自己幼时的穷困，母亲的不易。他的个人记忆与北京的文化记忆，乃至民族记忆是不可分割的。他对北京穷人和小市民了解最深，因此，在他的笔下，王利发一类形象也描写得最为成功。

我们可以借助话剧版改编的结局，反观《茶馆》结尾所设置的主人公结局的“硬核”。在1979年的北京人艺话剧版中，夏淳将结尾改为：三位老人自奠、告别之后，舞台上只剩下王利发，他慢慢地捡起几张散落在桌上地上的纸钱，走到一把椅子前，椅背上正搭着一根布腰带。导演将王利发的自杀做了隐晦的处理，以布腰带象征老掌柜的自缢，并将最后沈处长的登场省略，换成幕后学生游行队伍中《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渐强，夹杂着隐隐的哀乐。较之于这个光明的尾巴，老舍文学剧本的结局更加沉重，也更加坚硬。在老舍的笔下，王利发、秦二爷、常四爷告别之后，小刘麻子等人登场，小丁宝为老掌柜的后路求情，得到了沈处长的同意——那一声声阴阳怪气的“好（蒿）”，之后，小刘麻子发现老掌柜吊死了。也就是说，老舍再一次强调，一辈子追求改良，趋时奉势，只为了把茶馆开下去的王利发，明明仍旧可以在沈处长的“恩德”和小刘麻子的“旧情”照顾之下活下去，却选择了“死亡”，但这“死亡”又被小刘麻子们的“活着”解构了。这样的结局反映的是老舍赞扬的下层人民的性格底色，同时也是他本身性格的底色——软硬兼具，但在关键时刻并不软弱，而这种性格来自于老舍的记忆深处。老舍的父亲殉国早逝，母亲给予了老舍“生命的教育”。在回忆母亲时，老舍曾提到自己性格特征的由来，在兵荒马乱、一家人朝不保夕的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这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因此，是老舍的个人记忆与性格造就了《茶馆》的结局，造就了王利发这样的人物。比起常四爷“一辈子不服软”的耿直，王利发一辈子的不得不软，却在绝境中被逼出了硬，这才是中国老百姓的品质与性格，也是民族记忆中的创伤被激活为革命力量的可能性所在。

在第三幕，秦二爷、常四爷和王利发回忆自己的一生，遥想“当初”。令人唏嘘的是好人悔恨自己的一生，尤其是秦二爷那一句反思：“当初有那么一个不知好歹的秦某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临完他只由工厂的土堆里捡回来这么点小东西！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最后，三人按着“老年间的出殡的规矩，喊喊”，撒着纸钱，祭奠自己，是个人记忆和个体生命终结前最后的仪式，是对历史中的沉默与遗忘的最后抵抗。此外，仪式是具有凝聚性力量的，三位老人的追忆呈现出不同的性格与人生经历，对于时代的个人记忆是由他们不同的选择造成的，而他们所具有的共同记忆是在茶馆上演的日常生活。茶馆是展示自我祭奠仪式的记忆场，在这个时空中，自我的祭奠是文化记忆的曲折展现，无论是哭丧还是撒纸钱，都是仪式的一部分，而所有的仪式都是文化记忆中的一部分。对于“老年间”出殡规矩的重复，是文化记忆以回忆的方式再现，但这回忆却发生在死者生前。这种对仪式的颠覆，同时质疑了记忆所保持的个人身份认同，以及群体依赖文化记忆所保持的象征体系的自我认同。历史变迁造成了文化传承的断裂，正是这一仪式的深层意义——追忆与祭奠文化中的个人，以及由个人来传承的传统中的文化，而中华儿女性格中的坚韧是文化记忆在每个个体身上的展现。

这种传统文化根植于北京满族下层市民日常生活，具有浓厚的民间性。老舍的作品被公认为是表现老北京文化的集大成者，而《茶馆》的悼念情绪是最为浓厚的。“茶馆”作为一个记忆的时空体，试图凝固某些传统文化记忆，但“茶馆”最终还是颓败了，这象征着这种传统文化的逐步消逝，因此，整部作品对民间文化传统的追忆始终带有缅怀甚至是祭奠的沉重感。《茶馆》有对传统曲艺的借鉴，比如宋恩子和吴祥子、老陈和老林总是两两出场，穿着类似的长衫，在舞台上一唱一和，造型设计和台词设计都对相声艺术有所借鉴。在第三幕中，老舍更是塑造了邹福远、卫福喜两位民间艺人形象。邹福远说：“我是这么看，咱们死，咱们活着，还在其次，顶伤心的是咱们这点玩意儿，再过几年都得失传！咱们对不起祖师爷！常言道：邪不侵正。”评书一类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化隶属于“小传统”，不像“大传统”文化依赖文字系统与正典的机构性框架来传承，“小传统”文化的传承，依靠的就是民间艺人的演绎和师徒之间的代代相传。“茶馆”上的评书不上座，甚至“茶馆”本身已难以维持，意味着这种文化难以抵御乱世的侵袭。

《茶馆》中还有一个细节，在第三幕中，王利发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但他并没有告诉自己的老友常四爷与秦二爷，他说的是茶馆要“搬家”。他在绝望中抱有的希望，仍旧是这茶馆能在某处继续生存下去，日常生活可以恢复秩序。这未尝不是老舍的夙愿，老舍浸润在北京文化中，而这种文化对他的影响是从童年时期便开始的。他和多数北京孩子一样：逛天桥，吃零嘴，看“噌儿戏”；上茶馆，听评书，听相声。他家里穷，没零用钱，这些“费用”往往都是由小朋友罗常培代付。这私人的记忆里蕴藏着老舍对北京人日常生活的爱，他说：“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儿，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老舍的作品是老舍的记忆，也是北京的记忆。城与人，空间与记忆，已然无法割断。《茶馆》这样的名著是从老舍关于茶馆的童年记忆中生长出来的。过去生活的日常经验早已渗入了老舍的记忆与灵魂，也形塑了他的性格，并被他艺术化地呈现在作品中。经由文学的加工，“茶馆”成为更加多维的记忆时空，体现出文学“软而硬”的力量——由记忆与情感的碎片中绵延出文化记忆之生生不息。

这是一个长久被人们忽略的问题，十分可惜。有人只承认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从牛顿开始），否认中华有自身独特的科学精神。现在已到应加以澄清的时候了。

2015年12月7日下午，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在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用中文发表了题为《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礼物》的讲演，其中阐述了中国的科学精神。

在中国古代的许多医学典籍中都有关于青蒿治病的记载。至于如何从植物中提取青蒿素，制作成为适合人用的药物，需要科学家们进行研究。经过屠呦呦及其团队的反复试验，得到从青蒿素中提取抗疟成分的启示，制成了药品，在非洲和其他地区使用，取得了很大疗效。屠呦呦在讲演中说：“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历程，我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对于自然资源的药用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归纳。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高，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造福人类。”

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世界对中国科学精神的认定和赞扬。

中国第一部编于战国时代、在西汉时期写定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托名黄帝撰，实际是战国时诸多医学家共同完成的，包括《素问》《灵枢》两大部分，共18卷，162篇。《素问》的内容偏重中医人体生理、病理学、药物治疗的基本理论。《灵枢》主要论述针灸理论、经络学说和人体结构等。

《黄帝内经》中有阴阳五行学说、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还有法家的若干见解。此外，名家、兵家等的某些成分也被吸纳，体现了博采众家之长的特色，说明中国医药学是百家之学的融会贯通。

2015年1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其中说：“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可见人们要全面理解中华文明，需要研究和阐述中国古代的科学精神。

司马迁的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在“天人之学”中包含有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从天文历算、中医药学、古地理学、古化学、古建筑学中都可看到“天人之学”的卓越成果。中华文明中有自己独特的科学精神，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

首先让我们来说狮。狮是凶猛的猎食者，也是非洲原野上的王者。我在一篇关于动物的杂感中，认为狮有“黑社会老大”的粗鄙相，与同样是山林王者的虎一比，只不过是原野恶霸而已。虎却是真有王者之仪的。虎身上还透着“隐”的意味儿。长啸之后，一只虎在山林中神秘地出现，于是仿佛整个山林为之肃穆。虎使人感到是有文化的兽，虎使人觉得是山林文化的魂。栖虎之山林，使人心生敬畏。

狮却往往是成帮结伙的，狮是极少的身上没有花纹的大兽。而且，毛色永远地是那么难看，也永远地没有光泽。我认为在一切颜色中，棕色是无论深浅都会使人眼产生不舒服反应的一种颜色。而狮的毛色接近棕色，有时看去，甚至是很脏的与土色或黑色相混过的那一种棕色。总之，狮往往给人以蓬头垢面、遍身灰尘的印象。

《狂野非洲》的片头是极具视觉冲击力的。一连串飞快变化的每一瞬间都是精彩的。而且，是足以惊心动魄的。喜欢此电视节目的人肯定注意到了，狮在《狂野非洲》片头的两个瞬间出现过。其一，粗树干后，一张狮面鬼祟探出，做贼窥状，使人联想到中外电影中的密探嘴脸，或盯梢者嘴脸，活脱体现了兽王险诈的另一面。

其二，一头雌鹿在灌木后凌空一跃（显然，后有猎捕者），几乎与此同时，灌木后也凌空跃起了一头狮。狮遭到鹿的一跃地冲撞，于是腹上背下，仰在半空。而那鹿正中狮的下怀，狮的四爪自下而上紧紧抱住了鹿，爪钩分明地深抓到鹿的皮下了。同时，它锐利而致命的齿，咬进了鹿的颈子……

那狮肯定是预先埋伏在那儿的。它不无谋略。那一动物间的弱肉强食的镜头，堪称珍贵。狮是天生之凶猛的猎食动物，上帝是这么规定它在非洲原野上的角色的。故其猎食情形无论多么血腥，都是符合自然法则的。何况，自然界的弱肉强食，并无哪一种吃法是斯文的。

但一头吃饱了的狮，尤其是雄狮，倘不卧着打盹，倘仍觉精力过剩，它就要干一件很“伤天害理”的事了。

究竟是什么事呢？

它踞立高处，四顾搜寻，企图发现猎豹的家。猎豹的家，往往是“单亲家庭”。儿女一断奶，猎豹父亲们就重做流浪汉，再逐新欢去了。狮一旦发现视野内有猎豹的家存在，便奔过去，将小猎豹一一咬死。它并不吃它们。因为它并不饿。它只不过咬死它们，怀着一种灭门般的仇恨，怀着一种“斩草除根”的快感。倘雌猎豹正守护着小猎豹们，或刚巧从别处赶回来，免不了为保护儿女而与雄狮拼死一搏。但猎豹哪里是雄狮的对手，或遍体鳞伤，眼睁睁地看着儿女惨死，或将自己的性命也搭上。

动物学家们认为，狮的这一种灭绝别的兽种的行径，乃因独霸一方，彻底消除“竞争对手”的本能促使。猎豹也是非洲原野上出色的猎食者，其猎食本领的高强，每使狮们望尘莫及。所以，雄狮以对猎豹实行“斩草除根”为己任，达到自己永远垄断非洲原野生存资源之目的。

在大兽中，包括一切大的猎食猛兽中，除了狮，再没有“思想”如此阴暗歹毒的了。

狮不仅对猎豹那样，对同类也心狠手辣。

《狂野非洲》中有一辑是《母狮辛酸泪》——表现一头母狮，既肩负着哺养两只幼崽的使命，亦须照料还在“花季”的妹妹。妇幼四只狮相依为命，全由母狮来解决活着的基本问题—— 吃的问题。

“她们”被一头雄狮跟踪多日了。

因为雄狮看上了母狮。

既然看上了，“他”就要达到占“她”为妻之目的。所以“他”必咬死“她”的儿女，以干干脆脆地结束“她”当年轻母亲的责任，早日在“他”的追求下进入发情期。所以“他”必驱走“她”的妹妹，“他”不愿自己向往的蜜月生活有累赘。而且，“他”干掉“她”的儿女，亦因它们是“前窝”的崽子。

而“他”乃王者，“他”所荫庇的幼狮，必须是“他”的种。

“他”的阴险和歹毒，几番遭到了那母狮舍生忘死的抵抗。而其目的最终还是达到了。当“他”踞立高处，嘴脸上和须上染满鲜血，傲慢又冷酷地俯视着悲怆至极的母狮时，我顿觉狮这一种所谓兽王，不但有“黑社会老大”的粗鄙之相，简直还很流氓。

在自然界，动物间虽有弱肉强食的一面，却也每体现出动人的善性。亲情、友情、爱情，在它们那儿，往往比人类之间还美好。狮的以上行径，除它们而外，几乎另无例子。当然这里指的是大兽。在虫类，比如不同种类的蚁间，也有相互灭门、斩草除根，或掳了对方为奴的现象。

由狮进而联想到了埃及的人面狮身石雕。众所周知，它在希腊神话传说中叫斯芬克斯，它是智慧和邪狞的杂交。当它以谜语考问路人时，它是智慧的；当人答不出，它吃人时，是邪狞的。

它还是王权的象征。是王权不甘消亡而终于消亡了，消亡了以后仍企图在人世间威慑人们精神的一种象征。一切王权皆有邪狞的一面，正如狮有那些流氓的一面。一切具有王权性质的政权，理念上皆必然地具有灭绝异己的本能意识，正如狮对猎豹的灭门和斩草除根的行径。一切王权的最高代表者和高层维权者，骨子里皆必然是自私自利的，正如雄狮为了使自己血脉的王种延续下去，连同类的后代也要咬死。真的，狮的以上本能，在大兽中绝对是独一无二地恶劣的，比如象，比如虎，比如熊，都并不像它们那样。当动物摄影家们将狮性之恶劣的一面展现给我们人类看的时候，实在是对我们人类很有益的教育。归根结底，狮性之恶劣一面，乃是非洲原野上之生存法则决定了的结果，那一法则使每一头狮都变得极端地以自我为中心。改变狮性之恶劣只有一策，那就是在它是幼狮时使它与人接触，获得一点人性的影响。相反，将人性改变得如狮性一般恶劣，也不是多么难的事。只要在人小的时候，将他或她浸泡在恶劣的文化里就够了。

恶劣的文化有一种恶劣又美丽的倾向。那就是极端地宣扬以自我为中心，极端地鼓吹以自我为中心；极端地偏爱以自我为中心——仿佛彻底地以自我为中心才是彻底的个性自由。

于是我的眼看到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尤其是自以为拥有成熟文化的人，人性中都或多或少有着非洲狮的恶劣狮性。他们以非洲雄狮那一种内心里的阴暗和歹毒对待周围的“猎豹”们，也恨不得以非洲雄狮那一种冷酷的方式征服女性。于是我的眼转而向历史去寻找答案，结果发现了一种毒素，那就是认为崇尚恶欣赏恶贩卖人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此种文化的流弊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并不能培养一批雄狮般的男人，实际上只不过造就了一群窝里斗有理、窝里横万岁的骨子里的宵小之辈。

我祈祷，如虎一般的男人出现，他们才令我刮目相看……

在3月1日的《文汇报》上看到一个大标题：《当前各地书法家严重过剩》，不禁吃了一惊——难道中国的书法如此发达，连书法家都会严重过剩？读下去，才知道是记者报道书法评论家小舟最近在《书法》杂志上发表的评论。据称，中国书协的会员有六千余人，省级书协会员都在二千人以上，地市级会员也有三百人以上，已有洋洋数十万之众。加上县级以上、区级以上、镇级以上的会员，各级书法家协会会员证持有者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不小国家的全部人口。他还批评“展览之路拥挤不堪”，不少人为了成为“中国书协会员”，追风赶潮，投师访友，进不了国展，进省展、市展、区展、镇展。再批评“各级书协不断注水”，各级书协的副主席、常务理事、理事、委员会名额激增，副主席、常务理事的头衔还被作为礼物送给与书法不相干的企业家和领导干部。

这位评论家对各级书协存在的弊病所作的揭露和批评，我完全赞成。但将这一切归咎于想当书法家或成为书协会员的人太多了，以至“书法家严重过剩”，却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我不敢苟同。

是真的书法家多了吗？我看未必。全国和各地够得上称“书法家”的人究竟有多少？有几个称得上书法大家？有几个有国际或全国性的声誉？有几个能在中国书法史上占一席之地？这样的书法家难道还怕多吗？我的感觉倒是现在一些自称或被称为书法家的人的水平实在有限。有时见到前人在档案或史料中留下的墨迹，有的不过出于一般抄手，或出于寻常学者，却胜过如今的某些书法家。日常生活中，一些该挂上书法作品的场所却没有出现书法作品，该用手写的地方往往都是打印，这一点上还不如韩国、日本。还有的书法家连基本的文史知识都不懂，我亲眼看到评论书画的文章中出现了“王义庆的《世说新语》”（不知“临川王义庆”是指刘义庆），亲眼在上海火车站软席候车室挂着待售的“书法作品”中见到“诗云”（应为“诗云”，以为“云”字当作繁体）。真的书法家多多益善，怎么谈得上过剩！

是自称书法家的各级书协会员太多了吗？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不用说数十万，就是数百上千万，也不到总人口的数十分之一。一个有数千年文明史、至少三千多年文字史和书法史的泱泱大国，有数十分之一的“书协会员”或书法爱好者，何多之有？再说，“业余学校，大专院校，各种函授、培训班的书法学员”多一些，即使学员们都将目光瞄准各级书协，也不是什么坏事。

至于书法展览，我的感觉也不是“太多了”。试问，在一座大中城市中，经常性的书法展览有多少？其中高水平的展览又有多少？公众是否想参观时就观赏得到？至于商业性展览，更不必担心，如果真的多了滥了，展品就会贬值以至无人问津。无利可图的商展，无论作者与展商都不会加入的。

其实，应该批评的是目前的书协制度。本来，书协不过是由爱好书法或书法达到一定造诣的人组成的社会团体，只要依法登记，就能自由活动。无论它发展多少会员，选多少副主席、常务理事，政府和外界都不必干涉，也不用承担责任，更不必承认其相应的社会地位或学术地位。如果要维持自己的声誉和地位，自然会严格入会条件。如果只是自娱自乐，人多些又何妨？如果想牟利，主管部门会依法监管。如果利用团体招摇撞骗，自有法律追究。书协的活动经费应该来自会员，或者自己寻求资助，政府不必补贴，更不必给其负责人或会员予相应的职称、级别、待遇。如果该会从事学术研究或公益活动，可按正常途径申请经费补助。至于它的成员或负责人是否够得上书法家，那是应该由他们的作品及行为来决定的。要是有人被某人名片上的“书协主席”或“书协会员”的头衔吓唬住了，那只能怪他缺乏常识，少见多怪。

所以关键还是要改变各级书协非驴非马的怪现象，使它回归社团的本来面目和正常功能，社会各方面也要用平常心看待它和它的成员。

祢衡本来也是曹操想用的一个人才，但是他的狂妄自大最终逼急了曹操，只能借刀杀之。事实上，从祢衡数落曹操的那些手下干将来看，他们并非祢衡所藐视的等闲之辈。分析曹操的用人之道、领导之才，曹操之所以要设计杀掉祢衡也许是维护他的人才团体统一的需要。曹操平定荆州后起用的王粲说过一句话：“明公您平定冀州，一下车就忙着整顿军队，收录豪杰，委以重任，依靠他们雄霸天下。现在打下荆州，您又起用这里的贤才，让他们担任官职，使天下人民归心，愿意做你的臣民。文才武才都愿替您尽力，这是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才做到的事啊！”王粲无疑是看透了曹操的求贤之心。细数曹操得到的人才，可以察觉到他的用人之道不外乎三招：

计出百端求奇才。曹操用尽一切伎俩吸引自己需要的人才，不仅在各地征集，在基层部下中提拔，而且设计挖墙脚，让敌人的得力干将主动来投诚。除了这两计，还有接受推荐、纳降，更有让人哭笑不得的硬逼、强抢！司马懿和阮瑀就差不多是被强抢过来的。当年曹操派人多次招司马懿不成，曹操就说：“司马懿三请不来，就把他抓起来！”司马懿这才害怕了，答应了他的委任。征用阮瑀的时候也是，阮瑀不从，逃到了山里，曹操下令放火烧山，才得到了阮瑀。这些招数为曹操赢得了不少天下奇才，他的力量很快充实起来。

恩威并施用善才。求才还须用才，曹操的用人之道蕴含了出色的领导艺术。他对人才能够使其各尽所能，各扬其长，而且常常以高官俸禄为诱惑，激励臣下立功。

笼以权术成核心。曹操的用人之道有一个不容小觑的“点睛之笔”，那就是用权术将人才的心思、精神笼络起来；而且通过设置各种相互配合的部门或官职，不仅提高了效率，还防止了权力集中，整个权力系统只有他一人为核心。这样，无论这些人才多么能干，掌握的权力有多大，势力发展成什么样，他们都始终坚信自己是曹操的属下，而且只能作为他的属下才能发挥才干。所以，不管是从体制上还是从人心上，曹操都是唯一一个核心，这就是他用人智慧的精髓所在。

金岳霖在前半生是个老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是，这个“哲学动物”却于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自己说：“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 对于他后来的转变，许多人觉得很难理解，因为以金岳霖的过去推断他后来的转变，这中间缺乏合理的逻辑过程。胡适当年就说过：“……政权已很成功地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金岳霖的转变，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

金岳霖虽然入了党，但是没有做官。他曾当过清华哲学院的院长，那也几乎是“无为而治”。1955年，他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他在办公室待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金岳霖在一篇文章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当时金岳霖有一个看法，说是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所谓“独立进款”就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而不是靠奉承别人拉关系之类地活着。“在水果摊子上唱歌”是一种人生境界，它反映金岳霖内心中始终激荡着的独立自我的思想。

最近教育部公布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03年度课题和第四批重点研究基地2003年度招标课题》，其中有一项《〈儒藏〉编纂与研究》，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重大工程。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把佛教经典及其注疏等文献编辑为《佛藏》，同样，也多次把道教的经典、文献编成为《道藏》。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又编辑了《中华大藏经》，使佛教藏经的集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中国道教协会也正在编辑标点本的《道藏》，以为现代读者和使用者提供一个更为方便的文本系统。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历来号称“儒”“释”“道”三分天下，可是千百年来，我国有《佛藏》、《道藏》，虽明清两代有编纂《儒藏》的建议，但始终没有把儒家思想文化的典籍、文献集大成地编辑为一个体系的《儒藏》，这不仅与儒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极不相称，更不能满足传统文化的整理与研究的日益广泛深入的需要。

事实上，虽然在历史上儒、释、道三家并称，但三家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体。从经典体系来看，儒家所传承的“六经”，都是在孔子以前已经形成的，这些经典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精华；而孔子开创的儒家与先秦其他各家的最大不同，就是儒家始终以自觉传承六经为己任，六经所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正是通过和依赖于儒家的世代努力而传承至今的。历代儒家学者对《尚书》、《诗经》、《易经》《春秋》等的不断整理、解释，和对其中思想文化的推衍与发展，构成了儒家典籍体系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就经典的根源来说，与根源于印度的佛藏和后起的道藏不同，儒家的典籍体系不是某一宗教的经典，而是中华文明的经典。

由于儒家具有如此深厚的文化根源，由于儒家的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由于儒家所具有的深厚历史感、文化感、道德感，由于儒家在传承历史文化的自觉努力，不仅使得历代主政者无不重视儒家的政治—文化功能，也使得儒家的价值观逐渐成为中国人的价值观的主体，使得儒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渗透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儒家哲学强调阴阳互补和谐与永久变易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成为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基础。儒家的价值理念，不仅通过个体表现为强烈的道德主义、积极的社会关怀、稳健的中庸精神、严肃的自我修养，也表现为人道主义、理性态度、重视传统的整体性格。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伦理、哲学、宗教、科技、医药以及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历史地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中国古代文化是“轴心时代”几大文明之一，而儒家是轴心期中国思想的重要成分。历史学家早已指出，轴心时代的思想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共同财富，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而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新的飞跃无不通过对轴心期的回顾而实现，并被它重新点燃。在踏入新千年之际，世界思想界已出现对于“新的轴心时代”的呼唤，这要求我们要更加重视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以回应世界发展的新局面。因此，《儒藏》的编纂不仅是为了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的真精神，而且是为了面向世界，对当今人类文化发展做出新贡献。

历史上虽无《儒藏》，但历代王朝都有过汇编儒家经典的举措。如唐朝的《五经正义》、宋朝的《十三经》、明朝的《四书大全》和清朝的《十三经注疏》及各种经解，尤其是清朝编辑的《四库全书》，收入了不少儒家文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方面又编辑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四库全书》。这些都为我们今天编辑《儒藏》准备了基础。如果我们编出《儒藏》，在儒家文化研究方面就可以代替上述所有各书，使得研究和使用更为方便；《儒藏》还将搜集未收入上述各书的儒家著述文献，将使我们有一部最完备最完整的儒家思想文化著述的总汇。这不仅使我们可以更系统、更全面地了解儒家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也是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使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得以利用中国文化资料检证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建设。

《儒藏》所收文献的下限可定在清朝的结束，为《儒藏》正编。其中的内容，按传统的分类，应当包括“经部”的大部或全部、“史部”的部分、“子部”的儒家类等，以及“集部”中别集的部分和总集的部分。在正编的基础上，如果条件许可，还可以与国外合作编辑《儒藏》的续编，续编可包括韩国、日本以及东亚其他国家地区历史上（前近代）以汉文写作的儒家文献。

二

《儒藏》的编纂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巨大工程，必须集思广益，要由众多的专家学者一起讨论，才能制定出一比较完善的规划。因此，这项工程绝不是任何一个单位可以完成的，它要由有关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出版社通力合作才有可能完成。为了便于讨论，我们有以下初步意见，希望它能作为讨论的基础。在经过众多专家、学者讨论后，它或者可以成为大家都赞同的《儒藏》编纂的方案。甚至我们可以设想，在编纂《儒藏》的过程中，还会对方案做部分的修改。这里，把我们考虑到的一些意见，提出供大家讨论：

（1）编纂的这部《儒藏》可定名为《中华儒藏》，《中华儒藏》又分为两种：《中华儒藏》精华本和大全本。《儒藏》精华本是在儒家典籍的每部类中挑选十种左右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著作编辑成册，以竖排繁体标点本（附校勘记）的形式出版。现在儒家典籍多以影印形式出版，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四库全书》（现又准备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禁毁丛书》等儒家典籍均为影印，目前国家图书馆还在影印古籍善本和孤本，其中包括大量影印的儒家经典，如再影印一部影印本《儒藏》大多是重复已有之影印本似无必要，又影印本且不便于一般读者甚至研究者利用。《儒藏》精华本因有标点，又有“校勘记”，便于更多的一般读者利用，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儒家经典的阅读和研究。《儒藏》大全本是对全部儒家典籍用扫描的办法，按我们规定的字体要求，经过识别、校定和断句，附以“校勘记”的形式排版印出版。自80年代起，我国曾以《赵城藏》为底本，补以其他各种善本佛典编成《中华大藏》，这对保存和研究佛教文化有着重大意义，因为世界上只有一部《赵城藏》。但就目前看，阅读佛典和研究佛教的学者、学生以及佛教的信仰者、有兴趣于佛教者，大都仍然利用佛典标点排印本或断句本，特别是研究佛教的专家、学者在进行佛教的研究时还是要利用日本出版的《大正藏》。因为《大正藏》有断句（尽管有错误）排印本，有校勘记，便于利用。学者们往往是在利用《大正藏》发生字句上的问题时，才参考影印本的佛典或其原本。如果我们编纂出有标点的《儒藏》精华本和有断句的《儒藏》大全本，以后海内外阅读研究儒家典籍、儒家思想的人将都要使用这两套书。我们将先编《儒藏》精华本，再编《儒藏》大全本。为工程的顺利开展，我们打算先编出《儒藏》精华本中的《论语精华》作为样本，以供编纂其他部类典籍的参照之用，这样可以使这套《儒藏》精华本在体例上大体一致。在编纂《论语精华》的同时，将编出《儒藏精华本目录》（初稿）和《儒藏大全本目录》（初稿），作为征求意见稿。为编纂《儒藏》顺利进行，现已编出《〈儒藏〉编纂体例》，以备征求意见之用。

（2）《儒藏》的编纂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性的工作，而且是要在做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才可以编出一部传世大文库。首先我们会遇到编纂体例问题，现我们已有一初步的《〈儒藏〉编纂体例》，在进一步修订之后提出供专家学者讨论之用。其次是“编目”问题，这涉及哪些书该收入，哪些书可作为“存目”，选哪一种书做底本，如何作“校勘记”等等。《儒藏》大全本，要着眼于“全”，不可漏掉重要的儒家典籍。《儒藏》精华本，要着眼于“精”，一定要把最重要的儒家典籍选入。因此，“编目”就是一项研究工作。编出一部好的《儒藏大全总目》和一部好的《儒藏精华总目》都可以说是重要研究成果。每一部典籍的标点或断句是否正确无误，选本是否恰当，“校勘记”是否简明准确，都是要在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做好。由于《儒藏》的编纂是一项十年至十五年甚至是二十年的长时期才能完成的大工程，因此在编纂《儒藏》的同时，应开展对儒家经典和儒家思想作全方位的研究。我们知道，编纂《儒藏》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是为了在这即将到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继往开来，创建中国的新文化，并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为了给广大读者提供能了解和利用的儒典大文库。为此，我们可以利用编纂《儒藏》有利条件，组织力量编写出有较高质量的《儒学史》和《儒家人物研究》（如《孔子思想研究》、《朱熹思想研究》等等）、《儒家典籍研究》（如《论语研究》、《春秋繁露研究》等等）、《儒家理论问题研究》（如《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研究》、《儒家人性论研究》）等丛书，每类丛书可暂定为50本，使之可以较全面地覆盖“儒家及其思想”的方方面面。还可以考虑组织力量撰写对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课题的研究，如《儒家思想对当今“和平与发展”问题可有之贡献》、《儒家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儒家思想与生态问题》等等。我们希望这些书的编写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能考虑中华文化发展的前途，考虑人类社会的合理走向。这些项目可用招标方式，以便保证质量。

（3）《儒藏》是一巨大的工程，需要全国（包括港台）专家学者通力合作。任何一个单位要单独完成这一巨大工程都是不可能的。况且就目前情况看，真正能胜任此项工作的专家学者并不太多，而且这些专家学者手头往往已有若干项目，有的年事已高只能起指导作用，很难具体参与（如担任某书的校点工作），因此必须把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出版社等组织起来，分工负责地完成这一重大的项目。我们建议，可由某一个单位承包某一方面的《儒藏》编纂任务（如承包《儒藏》中的“易类”或“四书类”等等）。承担《儒藏》某类任务的单位，可推举出一位该单位的联系人，联系人除与本单位有关人员保持联系外，并经常与编委会保持联系。为保证《儒藏》编纂工作的顺利完成和后续有人，招收相关专业的研究生非常必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深入研究并能胜任儒家经典的校点工作的专家学者数量并不很多，估计大约只有几百人，而且其中相当部分年事已高，不可能长期从事《儒藏》的编纂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急需培养一批能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整理的力量。为此，我们建议由有条件的高等学校招收一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硕士研究生可实行硕博连读。他们可以一边参与《儒藏》编纂工作，一边系统学习儒家思想和儒家典籍。博士生可选择一儒学研究题目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同一地区的高等学校还可以实行联合培养。花八年、十年的时间培养出一批青年学者，这不仅充实编纂《儒藏》的力量，而且是为我们国家培养出一批推动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新生力量。

今天，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重新回顾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源头及其不断发展的历史，必将对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发挥重要的作用。为了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研究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把儒家经典及其在各时代的注疏，把历代儒家学者的著述，把体现儒家思想文化的各种文献，编辑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大文库《儒藏》，供世人阅读和研究，无疑对当今和后世都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骆驼祥子》讲述了一位人力车夫三起三落的一生。天生要强的祥子从一个吃苦耐劳的好青年变成了一个行尸走肉般的无赖，他在和命运不屈的斗争中最终还是选择了向命运低头，但悲哀的是，这也是他唯一能选择的道路了。

老舍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从小就开始接触社会下层民众，对人民生活的困难有着很深的体会，而自小积累的这些经历，也成为了他创作的源泉。

老舍创作这本书的起因是他从一个朋友那听说了一个车夫的故事：车夫被军人抓走了，却因祸得福，乘着军队转移之际牵回了三匹骆驼。

老舍将这个随处听来的故事改写成了一部社会底层人们的悲剧，揭示了当时黑暗社会下普通百姓难以改写的悲惨命运。

视野的狭隘让祥子注定成为黑暗社会的傀儡

一个人的眼界就是他的命运。人活一世，不是因为做对了选择而走上正道，就是被错误的选择囚禁终身。

相比起努力，知道往哪个方向努力才是更重要的。井底之蛙注定不会想着要想方设法跳出水井，所以无论它怎么努力，最终还是被困在井中。努力是成功的必要前提，但是成功需要的却远远不只有努力。

祥子在拉车方面可以算是最努力的一个，但是却惨遭三次丢车的结局。认真的想一想的话，我们会发现祥子的悲剧是他无知所造成的轻率导致的。换一个稍微睿智一些的人来面对祥子所处的状况时，他就不会冒着风险硬要在军阀抓壮丁的时候出去拉车，况且就只是为了那一两块钱。他在面对如何处理手上的那些钱的时候，也会听了别人的劝，把钱存到银行里，而不是认为银行是一个骗局，这样也就没有了之后被孙侦探敲诈的事了。在面对虎妞的诱惑时，他也会考虑到如果与不想深交的人有过多的交涉，必定两人会藕断丝连，纠缠不清，于是在一开始就选择远离麻烦。

老舍在《骆驼祥子》里曾这样描述祥子：

他不怕吃苦，也没有一般洋车夫的恶习。

假若他的环境好一些，或多受着点教育，他一定不会落在“胶皮团”里，而且无论是干什么，他总不会辜负了他的机会。

命运曾今无数次给祥子打开一扇门，却一次次被祥子亲手关上。他错误的选择导致了他必将无法主宰自己的人生，只能被命运宰割。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教育的缺失。

在祥子身上，我们读到了自己。我们也在前途未卜的路上行走着，要面对风云变幻的时代浪潮的冲击，我们必须具备观察时代变化的慧眼。不能把握时代的大方向，就只能被时代淘汰。很多人每天起早贪黑，加班加点地去上班，但是一年下来还是没有攒到多少钱，还被累的精疲力竭。反观那些真正做大事赚大钱的人，他们的生活虽然也有许多的压力，但是他们做的一般却是脑力劳动，因为真正有高价值的东西都是思维，而不是机械式的体力劳动。

思维和价值成高度的正比，想靠体力上的努力发家致富简直难于登天。只有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库，才有机会在更高的平台上展现自己的才华。

黑暗的时代努力不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虽然说祥子的教育水平是他悲剧的一大根源，但是这也不能为时代的黑暗背锅。

《骆驼祥子》的创作的时代背景是什么样的呢？

小说设置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20年代的北平，当时的农村非常不景气，经济危机十分严重，农村的人很多都被迫到城市里拉车来谋生。当时的北平也在走下坡路，经济也越来越萧条，大多数人处于失业状态，不得不靠拉车来勉强维持生计。车夫们不但要经受烈rc.y8s2.cn/5ytbu日的烘烤，冬天还要经受风雪交加的夜晚。在这样一种乱象丛生的时代，小偷，盗贼遍地都是，每个人都为了活下去已经不择手段。

在这样一个生存都毫无保障的时代，“正直”只能被敲诈者看作“好下手”的代名词，勤奋努力的人也只会被同行当做异类。

老舍曾在书中说过：

“愚蠢和残忍是这里的一些现像，所以愚蠢，所以残忍，却另有原因”

混乱的时代不会赞赏美德，任何的美好品质都无益于他们的生存。于是，行尸走肉般的生活就成为了融入这个社会的必备技能之一。那些选择行尸走肉般存活下去的人，并不是他们喜欢这种生活，而是因为在一次次期待中攒足了失望，最后放弃了一切期待。

让人叹息的是，那些行尸走肉般的人曾经可能都刚正耿直。

《骆驼祥子》中有这么一句话：

“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

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保持美好品德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才能活下去。

网上有一句令人扎心的话：

“我们最终都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现在再读，感觉有一种被生计推上一条不归路的无力感。

或许我们本来都不想选择这条过于违心的道路，但最后还是被生活逼上了梁山。

老舍与《骆驼祥子》

老舍最终选择用死亡来结束内心的挣扎。

1966年的某一天，老舍和孙女做了最后的告别之后，便自沉于太平湖之中。

他在《骆驼祥子》中曾经写到：

“死是最简单容易的事，活着已经是在地狱里。”

老舍何尝不是一个浪漫的诗人，但是迫于时代的局限，他还是在屈辱地生存和死亡之间选择了死亡。

没有苦难也就没有文学，每一部经典的著作背后都藏着作者无限的心酸于悲哀。他们选择将痛苦写出来，是因为他们希望世界可以变得更好，包括老舍的这本《骆驼祥子》中也充满了对社会底层民众的同情。

或许，在每一位作家的内心深处，都藏匿着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那是一个理想化的世界，没有痛苦，没有压迫，只有和平与繁荣。然而，现实往往与理想背道而驰，作家们不得不面对并描绘那些令人心痛、发人深省的黑暗社会现实。他们笔下的世界，虽然常常如地狱般残酷，但他们的目的，却绝非仅仅为了展示地狱的恐怖，而是为了引领人们走向心中的天堂。

作家们用文字作为武器，与黑暗社会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们或讽刺，或同情，或愤怒，或哀婉，但无论采用何种笔触，其本质都是为了唤起人们对时代、对社会的关注。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让更多人能够认清自己所处的时代，了解社会的阶层固化与不公，从而激发人们内心的力量，走出阶层的局限，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努力。

在作家们的笔下，地狱般的现实被刻画得入木三分。他们不回避任何丑恶与残酷，甚至有时会用放大镜般的笔触去揭示那些被社会所忽视、所遗忘的角落。然而，他们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展示这些黑暗面，而是为了引发人们的反思和觉醒。他们希望读者能够在这些文字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身边人的影子，看到整个社会的影子。他们希望读者能够从中汲取力量，勇敢地面对现实，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太单纯的人是当不了作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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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单纯的人无法成为作家，而是说，一个真正的作家，必须具备一种超越单纯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他们必须能够洞察社会的本质，理解人性的复杂，才能够创作出真正有深度、有内涵的作品。他们必须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用更宽广的视野去看待世界，才能够引领读者走出狭隘的视野，看到更加广阔的天空。

在作家的心中，乌托邦是一个永恒的追求。他们不断地用自己的作品去追寻那个理想化的世界，即使现实中存在着种种的阻碍和困难。然而，正是这种追求，使得他们的作品具有了超越时代的价值。他们的作品不仅仅是对现实的反映，更是对未来的憧憬和期许。

虽然我们总是喜欢抱怨周围的环境，对所处的状况叫苦不迭，但是身为一个作家，一个文人，他们感受痛苦的能力也更加强大，作家都是将心中的苦内化到自己的人生中，写出悲剧的人其实才是那个最渴望得到光明的人。

中国第一款3A游戏《黑悟空》横空出世，发售三天就收入破4亿美金。

那什么是3A？

3A分别指A lot of time , A lot of money , A lot of resources

许多网友一打开游戏就不禁感叹：画质绝了！

在惊人画质背后，是海量资源的投入，巨额成本的输入，更是数年的精心打磨和锤炼。

从小时候读的《西游记》到六小龄童演的孙悟空，从热映电影《大圣归来》到现在的《黑悟空》，这位神通广大的悟空似乎从来就没有在我们生活中走远。

第一次接触孙悟空是在小时候看六小龄童演的《西游记》里，当时年纪尚小，感觉孙悟空简直神通广大，潇洒自在。

不论是大闹天宫还是和妖魔鬼怪斗智斗勇，孙悟空给我的感受就是潇洒放肆，一切随性而来。

然而越是长大越是发现，胆大包天的悟空也有逃不掉的枷锁。

小时候只能看到悟空大闹天宫的潇洒，但是忘记了就是因为他的放肆，他被压在了五指山下整整600年。

看到了他捉拿妖魔鬼怪的神通广大，但是忘记了他其实一直都带着那个束缚着他的紧箍。

悟空的自由自在其实从来都不是真正的自由，再怎么神通广大最终也难逃外界的束缚。

可以说，悟空一旦越界，他就只能乖乖就范。

小时候的我们感觉成年人很自由，长大后才发现小时候的那段时光才是最轻松自在的。

儿时的束缚，是家长的督促，学业的压迫；

长大后的束缚，是生活，是家人，是付不完的账单......

有人说：人的一生都生活在枷锁之中。

即使会七十二变的孙悟空都没有办法逃离五指山的束缚，更何况是每天早八晚五的你我他呢？

虽然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但是悟空还是坚持护送着师父取到了真经。

悟空就像一位摆渡人一样，跨越困难重重的荒原，护送师父到那烂陀寺。

就像唐僧的目标是去西天取经，悟空的目标是将师父送到取经圣地。

假想师徒四人看不到终点，想必他们一定会在半路就散伙。

正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看得见的目标，他们才能忍受九九八十一难的考验。

曾经看到一幅图：

不同于悟空，我们每天就要经历”挤地铁“”挤公交“的考验，时不时还得经历一场被老板痛批的腥风血雨。

我们永远都不怎么够用的钱就是拴住我们的紧箍，动不动就让我们头痛欲裂。

但是生活的脚步是不会为个人的窘迫而停下的，我们每天也都要面对接连不断的”九九八十一难“。

我们不是为了rc.y8s2.cn/45by2取到真经，而是为了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为了让家人少一点负担。

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希望的指引，我们才能抗下千斤的重压。

鲁迅曾说：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生活中，就是需要一些萤烛末光支撑我们，任何一个成熟的人都会知道，很多时候能给你一些支持的人，就只有你自己。

被生活打倒的时候，不妨为自己点亮一盏灯。

毕竟孙悟空取经路上都三次放弃，离开了队伍。

那我们有时候打一打退堂鼓也不必对自己太过苛责。

只要跌倒后能重新站起来， 你就没有真正跌倒。

小时候的我们未经世事，口口声声喊着要改变世界。

长大后才知道，除了自己，什么也改变不了。

有人说：不被世界改变，你就改变了世界。

当你一心一意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充实自己的知识库，大胆勇敢地去闯世界，你的段位就会不断的提高，你见到的人会更好，你能支撑起的环境也会不断进阶。

你或许没有改变世界本来的运转方式，但是你改变了自己所处的环境，你改变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着陆点。

就像月球有两面，一面明亮，一面不见天日。

你可以选择在自己不满意的生活沉沦，也可以选择换一个角度看世界，换一个思维模式看生活。

有人说：一个人的认知决定了他的高度。

也有一句英文谚语这样说：Attitude is altitude.

意思是态度决定高度。

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靠送外卖变成百万富翁，努力和收入成正比的公式在社会上很少成立。

很残酷地说，体力劳动就是比脑力劳动要廉价。

除了要努力之外，更重要的还是提升个人认知，改变生活态度。

没有一个百万富翁是懒懒散散，精神不振的。相反，越是高端的人，他们越是充满活力。

电视剧《欢乐颂》中的安迪是一位企业高管，每天有开不完的会议，看不完的资料。

但是安迪总是精神充沛，活力满满。

即使压力很大，安迪也从来不会垂头丧气，叫苦不迭，而是保持运动，给身体赋能。

那些任务繁重，但总是能灵活应对的人，都是有着相当好的工作态度的人。

有句话说：Whatever you do , do it 100 percent.

就像《肖申克的救赎》的作者斯蒂芬·金所说的：”写作的时候不要想着钱，这样只会让你的写作的过程便秘。“

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才能做出成就来。

或许我们生来就注定难逃枷锁的束缚，但是我们还是能改变自己的态度，提高自己的认知，以此，走向被阳光照亮的那片土地。

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曾说：“我愿意用我所有的财富，来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在别人眼里从来不干正事的他，每天都喜欢在街上游荡，找人问问题。

然而，他问问题的目的却从来不是找到答案，而是为了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无知。

苏格拉底曾说：我唯一知道的是事情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之所以神说我是雅典最聪明的人，恰恰是因为我是全雅典第一个，认识到自己无知的人。

有人说“少即是多”，那些看似非常聪明的人，其实只是披上了虚伪的皮囊；相反，那些看起来格格不入，成天傻乐的人却或许拥有一些大智慧。

莫言曾说：

”能让别人快乐的人，一定很善良。

能让自己快乐的人，一定很聪明。“

苏格拉底虽然触怒了几乎全雅典的人，但是他每一天都活在属于自己的快乐中。

曾经有一群学生在到处寻找快乐，但是越是寻找，越感觉痛苦不堪。

于是，他们请教苏格拉底：”老师，快乐到底藏在哪里？“

苏格拉底说：”你们还是帮我造一条船吧。“

这群学生就暂时放下寻找快乐的脚步，开始马不停蹄地为苏格拉底造船。他们砍树，挖空树心，经过了七七四十九天的忙碌，他们将苏格拉底请上他们新造的独木船。

学生们一边齐力划船，一边放声歌唱。

这时苏格拉底问：”孩子们，你们快乐吗？“

”快乐！“他们齐声回答。

苏格拉底说：”快乐就是这样，在你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它却突然来访。“

就是因为苏格拉底的这样引导性的教育，让他积累了一大批追随者。

其中之一也包括一位影响世界的伟大学者。

一天，有一位学生问苏格拉底，怎样才能成为像苏格拉底一样知识渊博的学者。

苏格拉底没有回答，而是说：”我们今天做一件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的事，每个人把胳膊尽量往前甩，然后再尽量往后甩，从今天开始，每天做300下，你们能做到吗？”

当时在座的学生都笑了，认为这种简单的事情轻轻松松就可以完成。

一天后，苏格拉底问班上的同学：“哪些同学甩了手？”

全班都举起了手。

一个月后，苏格拉底又问：“有哪些同学每天都甩了手？”

班上有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举起了手。

一年过后，苏格拉底问学生们：“请告诉我，有谁每天都甩了手？”

这次，整间教室只有一个学生举起了手，而这个学生就是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

曾经有一个脱口秀演员，从15岁就开始讲脱口秀，他经常将自己在台上的精彩片段剪辑成短视频发布在网上。但是在他24岁之前，他都没有能够出名，自己的门票还一度卖不出去。

就在一天，他剪辑好了一段视频，准备发出去的时候，他非常犹豫，感觉自己好像在这一行真的要干不下去了。在犹豫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最终决定还是把视频发出去。

没想到他的那一条视频居然一下子爆火了，紧跟着，他之前发的一大批视频的观看量也猛涨了起来。

在那之后他每一场演出的票都光速售罄，他还做了环球巡演，赚了一大笔钱。

在采访上，有人说他一夜爆火。但他回答说：这是10年的一夜爆火。

记得之前在《开讲啦》上面有一位年轻的小伙子作为提问嘉宾出镜。

他当场抱怨说他辛辛苦苦拍了一部戏，但是只有4000片酬，当他问片组的时候，他们告诉小伙子，钱都被腕儿拿走了。

接着，他又开始抱怨自己演戏的不容易，认为像李雪健一样的德高望重的演员根本不理解他的处境的艰难，并且直言李雪健老师不愁吃不愁穿。

然而像这样轻率地说出自己的苦难的人，不但不会得到别人的同情，反而将自己的无知当众暴露给众人。

李雪健当年为了拍戏，即使身患癌症也选择坚持把戏拍完再做手术。当年拍《渴望》的时候，李雪健老师的片酬，加上奖金，也才8000。

这个社会往往是看重结果，忽略过程的。

大家都倾向于看到你的功成名就，但是选择忽略你一路走来的艰辛。

功成名就的演员拍4个小时就可以拿到几十万的薪酬，但这几十万不只是对他4小时拍戏的报酬，而是对他几十年坚持的奖赏。

就像柏拉图这一生都坚持着甩手这一动作，如果一个人能把自己的选择的事情不问结果地坚持做，即使久一点，最终他肯定会收获满满。

有人说，社会是先看结果，再回来关注你的苦难的。

只有你在某一领域做出了成就，你经历的艰辛才会受到大众的关注。

苏格拉底的一生都在以提问式的方法教会我们，我们所理解的事情并不真正和我们想象的一样。就像那位年轻的小伙子认为自己很努力，但是他却rc.y8s2.cn/3fsap根本不知道成功背后所承载的努力到底是怎样的倾情投入。

触怒了全雅典的苏格拉底最终被判处了死刑，然而他的《申辩论》却变成了流传千古的经典。

在《申辩论》中他表示，将他杀死并不能让人们得到真正的解脱，人们仍然生活在愚昧中，杀死他只是雅典人逃避真相的一种手段。

即使苏格拉底的学生们为他设计好了逃跑计划，准备将他救出来。但是苏格拉底还是选择了用自己的死亡，来唤醒大家。

威廉·詹姆斯曾说：”有些人以为自己在思考，其实只不过是在重新整理自己的偏见。“

恰恰就是苏格拉底这种提问式的教育方法，让大家走出自己的固有偏见，避免了不论怎么思考都只在原地转圈圈的桎梏。

苏格拉底确实被执行了死刑，但是他的学生柏拉图在继续传承着他的思想，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成为了千古留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又教出了亚历山大......

好的思想是浇不灭的，那些妄想通过杀死苏格拉底来逃避自己愚昧的人，一生都只能像一只井底之蛙一样，看不到精神世界的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