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何晶 通讯员 王若凡 王嘉新

图/主办方提供

近日，“碧草丹心，星月长明——《绿色的火焰》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和昆明两地联动举办。

在北京会场，《绿色的火焰》作者张庆国，《文艺报》原总编辑、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梁鸿鹰，《小说选刊》副主编顾建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围绕新书展开探讨。

在云南昆明会场，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璋，云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师龙美光，全民阅读推广人周颖出席活动并进行深度对谈。

《绿色的火焰》是一部全景式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化抗战全貌的非虚构作品，记录了在河山破碎的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存留中华文化的星星之火。通过跨越十五省二十五地的寻访，作者张庆国勾勒出张元济、梁思成、穆旦、冼星海等文化巨匠为往圣继绝学、以我血荐轩辕，守护中华文明火种的自觉意识，全景式展现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伟力与文化担当。

采风走访25个地区，让历史获得现场感

“凡是写到的地方我必须要到达，我从卢沟桥、宛平城开始，从抗战‘七七事变’的起始点开始，然后开车去天津，接着去南京、上海、杭州、武汉、长沙、南昌、吉安、太和县等等，到达了将要写到的所有地方后，我才开始写作。”张庆国谈起他的走访采风经历，纵贯中国十五个省共二十五个地区，进行了持续一百多天的田野调查，写下共十五万字的调查日记，整理出五十万字的现场录音采访文字。

“行走半个中国，就是为了到达所有文中将会写到的事件现场，看到实物，即使是已经变化的现场，对我的写作也很重要。站在那个位置，我的内心会有触动，捕捉这种情感并寻找更好的表达，是写好本书的关键。”张庆国说。

张庆国表示，创作《绿色的火焰》既是挑战，也是荣光。“这是学习的过程，也是向前辈们致敬的过程。比如书中写到钱穆到昆明后，跑到郊县一个寺庙里住下，写下了《国史大纲》。在写作中，我也学习到了文化在人类最危急的时候如何存在和延续，在先辈的身上感受到了文人的使命感、责任心。”

“山河破碎，文明仍在延续，炮火连天，人类的文化活动仍然存在。有人在战壕里写作，有人在炸塌的剧场唱歌。任何时刻，人类的文化活动都不会终止，后人应该追溯这些伟大的经历。”张庆国在《绿色的火焰》的跋中写下这段话，既源于对历史的敬畏，也来自记录历史的责任——正是这份信念，推动他完成了《绿色的火焰》。

顾建平很赞赏这本书的结构：“一般写文化抗战大后方都是分开来写，而张庆国合在一起写，互相之间有所映照，互相成为背景，立体呈现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化抗战的整体景象。”

顾建平表示，《绿色的火焰》现场感极强，这离不开作者走访二十五地的实证精神。“这部作品中的‘我’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意大利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曾有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绿色的火焰》让历史获得了现场感，让冷冰冰的文字资料、图片资料具有了温度，让遥远的回望变成亲见亲闻。历史与现实发生了联接，成了活着的历史。”

将虚构的激情融入非虚构写作

在梁鸿鹰看来，张庆国写作手法的丰富多样避免了纪实作品的平铺直叙：“他以考古学家的缜密，史学家的严谨，诗人的敏感，画家的精微，放大感官细节增强历史在场感，通过意象隐喻、多重视角、微观考古与时空折叠等艺术手法，打破线性叙事局限，让抗战时期与当代形成对话，不同身份的声音编织成合唱，将散落的历史碎片连缀为立体画卷。”

梁鸿鹰表示：“《绿色的火焰》在字里行间不仅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更在于它提供了新的认知。它告诉我们，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物质载体的坚固，而在于核心价值的感召力，文明在绝境中自我更新，文化在苦难中传承发展，是历史给予的最宝贵馈赠。”

“我们创作非虚构作品时，会力求时间链条和逻辑链条的完整，这样文本才具有合理性且可以验证。为了链条的完整，可以假设、推理，但不能捏合、虚构。冯至先生在《杜甫传》前记中有一句话——‘作者写这部传记，力求每句话都有它的根据，不违背历史。由于史料的缺乏，空白的地方只好任他空白，不敢用个人的想象加以渲染’。张庆国在这本书中体现了这种真诚和严谨。”顾建平说。

在顾建平看来，张庆国的笔端存在两种激情，一种是写小说的激情、虚构的激情；还有一种是探索真相、纪实传真的激情，也就是非虚构写作的激情。“中国非虚构文学还有非常广阔的天地，像张庆国这样成熟且非常优秀的写作者，在中国非虚构文学经典化的道路上还可以有更大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