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行书楞严经旨要》现正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展览，现世仅存两件王安石真迹，另一件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幅作品是中国永久禁止出国展览的195件国宝之一，大概五年才轮展一次，是上博压箱底的镇馆之宝。

这幅作品粗看歪歪斜斜，密密麻麻。再一细看，又觉得疏影横斜，颇有意趣。

写的人仿佛只是随手抄经，没有刻意当成一幅书法作品来对待，讨好、炫技的心思都没有。

可是落款的“王安石”三个字怎么一下就抓住了我的心。

余归钟山，道原假楞严本，手自校正，刻之寺中，时元丰八年（1058年）四月十一日，临川王安石稽首敬书

隔了一千年，和宋朝的笔墨淡淡相望，莫名觉得王安石的落款就该这么写。

好像，我原本就认识他似的。

这是那位“王安石”，王荆公（被封荆国公，所以世人多这样称呼），拗相公。

在文化史最精华的朝代傲立群雄，不光诗词文章流芳百世，还做到了宰相，组织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改革。

历史上对他的为人处世和变法运动，争议颇多。

他写日记，把执掌大权时，跟宋神宗奏对的内容都记了下来，结成《日録》。临终前吩咐侄儿烧掉，结果侄儿另拿了一本书假装烧掉，后把《日禄》交给了下任皇帝的史官。

这样在他最得势的时候，跟皇帝讨论何人可用，讲过的各种官员的小话都被曝光了，包括曾对他有提携之恩的人，导致他被后人骂了很久。

好惨，谁家公司曝光总裁跟人力老总一起点评下属的内容，必然都是十分政治不正确及露骨的。

这样的点评并非不近人情，而是为了做成事考虑，用人只考虑人情世故，那是没把公司当成自己的，亏了也跟我无关。

我不关心文人吵架的事情，只凭他最喜欢的是《楞严经》，作为同好，先从他抄写的佛经试图去了解真实的他。他抄写的这段正是观世音菩萨讲自己如何证悟的法门，确是《楞严经》精华中的精华。

对照手上的《楞严经》，发现王安石这个“准状元”抄写居然有诸多错漏，不知是他手上那本借别人的楞严经有缺失，还是他本人看漏写错。毕竟那时他已有65岁，隔一年就因背部生疽感染而死。

南宋学者张栻喜欢收藏王安石的笔墨，发现他给人写信，总是“匆匆草草”，快快写完。

对他的书法点评，我觉得最贴切的形容是，“运笔如插两翼，凌轹于霜空雕鹗之后...纸上直欲飞动”，字像翅膀收紧、高速滑行的隼，要从纸上飞走似的。

晚年罢相之后，王安石醉心于研究佛、道。曾以对儒家经典的阐释闻名于世，所作文章多作为学生参考答案的他，研究佛道受到了反对党的各种嘲笑。讽刺他难道能从道德经推出经世治国的方法？又说佛经乱俗。

他在给好朋友曾巩的书信里回复：

世上早已没有完整的经书。只读经，不足以理解经。他自己诸子百家之书，乃至于医书、农籍，各种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没有不请教的，然后对于经书才能明白大体而没有疑问。

多方求证，有所取舍，用来验证自己的道理，面对异端邪说岂会轻易动摇。当今社会的混乱不在于佛经的流行，而是士大夫阶层沉迷于追求利欲，互相拍马屁，不反省修身。

王安石学佛在铁面僧人法秀那里也吃瘪，他编了个字典，叫《字说》，把字的偏旁部首拆开来解释字意，并强加一些自己的理解。

他兴冲冲的拿着这个字典去给法秀讲他怎么理解佛经三昧的，法秀和尚直接回复他：“相公文章，村和尚不会”。

王安石悻悻的继续追问，法秀答，梵语三昧，意思是正定。相公用华丽的语言解释，搞错了！王安石就特别不爽法秀。

他以为自己要死了，就把住的地方捐给了寺庙。结果病又好了，只好租了个房子。神宗皇帝赐给他的骏马死掉之后，他非常悲伤，从此只骑一条毛驴。他不喜欢坐着，经常骑着毛驴在外游览。

黄庭坚嘲笑他学佛学得四不像，但是看他的风度真乃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楞严经最打动他的不知是：

“若诸众生，爱治国土，剖断帮邑。我于彼前现宰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还是

“彼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生灭既灭。寂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

感谢这个藏品让我生出兴趣，了解一些王安石的故事，他像我历史里的旧友。

大家也不要错过这个展览，不需要预约，拿身份证直接去上海博物馆东馆，记得每周二闭馆。

如果在他展柜面前有人拿着獾的玩偶拍照，那是因为小王安石出生时，有一只獾跑进产房然后消失了，所以他的小名叫“獾郎”。

为了纪念獾郎，帮他校对一下这份手稿里的缺失的一句：

“若有男子，乐持五戒。我于彼前现优婆塞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后面漏掉了：

“若有女子，五戒自居。我于彼前现优婆夷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敬王荆公！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