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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德赓日记》（全三册）

📒现当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史学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柴德赓先生的个人日记首次公开出版

柴德赓 著

柴念东 整理

ISBN：978-7-100-24903-4

开本：32开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5年6月

定价：198.00元

本书目录

上册 一九四四年至一九五六年...........1—346

中册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三年.........347—812

下册 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六年.........813—978

人名索引...........979—1211

内容简介

柴德赓先生是现当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史学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在长期从事历史学研究、教育及社会活动中，柴德赓先生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柴德赓先生求学、工作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处于变革的时代。日记内容相当丰富，除了具有一般日记通常所具有的原始性、真实性、个性化等特点与优点外，还具有日记作者作为现当代中国著名史学家、史学教育家及社会活动家所独有的特点与优点。

现存柴德赓日记，以毛笔书写有11册，凡585叶。柴德赓日记断断续续，目前可以找到的有1944、1949、1950、1951、1955年阶段性的日记；从1958年起连续记日记，中间少有断续。1958、1960、1961、1962、1963、1964、1965、1966年，连续完整。柴德赓日记涉及中原抗战、建国初期、参观土改，以及后面重大政治活动。从1962年起，柴德赓在北京工作，参加教材审查、学术交流、古籍点校等工作，在日记中详细记录，特别是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详细记录，弥补了这段历史的记录空缺。日记包括正文45万字，1000余人的人名注释，3785人的人名索引。

日记的公开出版，可为不同的研究者和感兴趣的读者提供各自需要的重要材料。

作者简介

柴德赓（1908—1970），字青峰，浙江诸暨人。历史学家、教育家。1929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1933年任教安庆一中、杭州市立中学。1936年任教辅仁附中，次年任教辅仁大学史学系。1944年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副教授。1946年任辅仁史学系教授、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1955年任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系主任。著述有《史籍举要》、《史学丛考》、《清代学术史讲义》、《宋辽金史讲义 资治通鉴介绍》、点校本《新五代史》、批注本《书目答问补正》等。

柴念东，苏州大学柴德赓研究所首席专家，特聘教授。2013年起开始整理柴德赓遗稿、遗著、日记、书信等。已经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有柴德赓系列著作：《清代学术史讲义》、《史籍举要》（修订本）、《史学丛考》（增订本）、《新五代史》（点校本）、《书目答问补正》（批注本）、《柴德赓来往书信》、《青峰学志》、《宋辽金史讲义 资治通鉴介绍》等十余种。

《柴德赓日记》介绍

柴念东

《柴德赓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即将和读者见面，值此机会，我作为《日记》的第二个读者，介绍一下《日记》的基本概况。

一、《日记》的构成和现状

柴德赓从何时开始写日记的，已经不得而知，现在只能从所能见到的日记残稿中看到，最早的日记是从1944年3月开始，中间有断落或毁于战乱。1949年10月开始重写日记，又是丢失散落，1955年9月至1956年2月有残存片段。直到1958年6月，再次开始写日记，至1966年1月，从未中断。现在整理的《日记》近60万字，篇幅不大。《日记》够不上近年来一些名人日记的规模，但仍可以反映出民国知识分子在1949年后近20年的心历过程，这是《日记》的特点。

由于《日记》记于不同年代，所用纸张各异，大小有别，但书写一直认真，字体潇洒流畅，可窥柴体字之风貌。1958年前《日记》，时续时断，不成系统；从1958年6月14日起，柴德赓购买单叶纸，写完50或60叶，装订一册，共有13册，每册封面有起止日期，并有红笔编号：a—m。但是，现在可以看到的仅有10册，其中夹有一张纸条：“还柴德赓日记10本”，未注明日期，可以判断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后退还上缴日记的凭据。就是说，仍有3本没有归还，或“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散落，或仍在某个人手中。（希望如此，还有重见天日的可能，比如进入拍卖市场。）现将《日记》的分册情况列于下：

从上表可以看到，所缺三册的具体时间，其中abc为零星散页，未有编号。

从《日记》中可以看到，1949年后柴德赓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并担任职务，除了教学、社交和家庭生活之外，更多时间要参加各种运动和会议，做会议笔记也成为他日常生活、工作的重要任务。柴德赓除了写日记，还要记录日常的工作和会议笔记，日积月累又有50余本笔记。在整理《日记》时，凡是没有日记的年月，以笔记补充所缺内容，使《日记》在时间轴上尽量连续。柴德赓的日记，也有写在笔记本上的“单屏日记”，这些也构成《日记》的部分内容。

1966年1月4日，柴德赓在全国政协礼堂听报告，其中北京大学王力的报告中谈到“日记和思想改造”的关系，柴德赓听后很受教育，当日写道：

我十几年来日记很少缺，到去年下半年，发现这种日记是清朝地主阶级学者式的，为编年谱也许有用，我们目前要改造思想，那种日记天天记有什么用，因此停记了。决定从1966年1月1日记起。老老实实记，想到什么记，也不在前面写个序头，提什么保证，要在平凡中锻炼自己，鞭策自己。不想王力也和我一样，只是不知他以后是不是还写那种日记。

民国著名知识分子有写日记的习惯，大多受到清末李慈铭的影响，所记形式、用词基本雷同，形成一种模板，《日记》也是这一个路子。（柴德赓藏书中就有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等。）对比《顾颉刚日记》和《日记》相交集的日子，二人好像商量过一样，写法类似，所记内容雷同。听完王力的报告，单屏日记在1月底也中辍。到1966年6月，一场风暴袭来，想记都没有机会。5月30日，江苏师院李明中一封电报打到北京师范大学，勒令柴德赓立即返校参加运动。6月15日，柴德赓放下国家重点文化工程项目—新旧《五代史》点校工作，离开北京返回苏州参加“文化大革命”。柴德赓人未到校，在凤凰街被革命群众揪下黄包车，将其按倒在地，戴上“高帽”和“黑牌”，游街示众，柴德赓是苏州被批斗的第一人。等他回到螺丝浜8号寓所，家已被抄，凡写有字迹的书稿、讲义、书信、日记等都统统拿去审查，他们要从中找到“三反”罪证。前面提及的13册日记，首当其冲。后归还的10册日记，很多处都用朱笔划上了红线，仔细看，凡有吴晗、翦伯赞字迹处都作了圈点。柴德赓是“三家村”在苏州的代理人，吴晗、邓拓、翦伯赞都亲自到苏州搞过“串联”活动。柴德赓的日记，本来是写给自己看的一份备忘录，按照他的想法，将来写年谱有个依据，现在第一个看这些日记的人出现了，这个人是历史系1961届毕业生，还是以“革命”的名义审查。所以，我说自己只是第二个看柴德赓日记的人。

二、《日记》的主要内容

（一）抗战期间南渡经历

清末的《越缦堂日记》，对知识分子写日记的影响最大，官修国史，民写野史。清代离我们最近，留下来文献资料浩繁，到了民国时系统修订正史的重要性在下降，一是资料取舍问题，二是意识形态（避讳）问题。柴德赓本身是历史学家，对待亲历的记录十分重视，从而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我们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日记的开头，没有日记的结尾，立志要坚持，都难有下文，坚持是写日记的大敌。现在这本《日记》的开头是1944年，柴德赓一家从北平出发南渡，时在第一战区的洛阳。国民政府在这里设立了培训班，收留滞留在敌占区的流亡学生。培训班就设立在第一战区司令部院内（西工），可见那时对于人才这种稀缺资源的重视。柴德赓在洛阳仅待了两个月，中原大战即爆发，日寇占领洛阳，国民党军队溃逃，战区撤离，培训班解散。

柴德赓到洛阳后，开始写日记，可惜日记的第一叶已经缺失，仅从3月8日的最后七个字开始，日记到5月14日止。此时战区司令部已经逃到卢氏县，这一天日记里有第八战区陈诚、熊式辉部驰援。后面是柴德赓徒步越秦岭，经渭南至西安，日记是中断还是丢失，已不可考。从北平到西安，总计四个月，是柴德赓人生第一次艰难时刻。南渡至洛阳，转道西安，柴德赓写有七言诗多篇：《商丘至亳州道中即事》、《洛阳述怀》、《长水龙头山下待渡》、《长门沟》、《董寺对月》、《闻龙门不守》、《卢氏范蠡镇》、《书愤四首》、《卢洛道中》、《秦岭题壁》、《蓝田逢杨祝华》、《与何海秋先生夜话》、《西安闻捷》等。这些可以作为此段日记的补充。

20世纪60年代初，地图出版社出版第一本《中国地图册》，柴德赓买来，用红笔仔细标出南渡的路线图，本来是一份重要的文献史料，但由于我疏于保管，搬家过程中遗失，十分痛心。

至于柴德赓到大后方的白沙后，是否还有日记，不好确定。有一个旁证，柴德赓在1947年《我所认识的沈兼士先生》中提到，抗战胜利后，短暂回到杭州，一部分笔墨材料存放于诸暨老家，待日后再取。遗憾的是，他从此再也没有踏上故土，那是1946年8月。

（二）共和国成立初期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柴德赓陪陈垣留在北平，欢迎解放军，拥护共产党，等待新中国的成立。10月26日，柴德赓又开始写日记，他要把一切新事物都记录下来，给日记本命名为“新生集”。当时柴德赓正主持创办《新辅仁》报，由于柴德赓的积极表现，很快被选为辅仁大学教职工会主席，这是他首次参与教学以外的活动。1950年10月，辅仁大学由中央人民政府接办，柴德赓积极参与，正式担任历史系系主任。

1951年，柴德赓参加北京市教授土改参观团，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师范大学等学校的18名教授赴中南地区，在湖南衡山、长沙等地参观土改。土改日记是《日记》中最细致的一部分。从中南区、湖南省的党政部门，再到乡（相当现在的自然村）一级对土改情况的介绍；从农民诉苦斗地主到分浮财，从勘界划分土地到动员农民参军，十分详尽地记载了整个土改参观过程。对于知识分子来讲，土改参观的目的是改造思想，在《日记》中有充分的体现。

1952年2月，在高等院校范围内进行了思想改造运动，《日记》记录了这一阶段的整个过程。本年8月，全国院系调整，辅仁大学整体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柴德赓便从辅仁到了师大任教，仍为历史系系主任。

1953年10月至12月，柴德赓作为民进北京市委会的代表，参加第三次赴朝慰问团，慰问志愿军。1954年3月至5月，柴德赓参加全国“《宪法》草案”的讨论。柴德赓所参加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活动，提高了自身的政治地位。这些重大政治活动，《日记》都是认真记录的，为第一手史料。

1955年7月20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北师大突然宣布柴德赓调出师大，到江苏工作，但要求参加完“肃反运动”才可启程。9月21日柴德赓到达江苏师范学院（现为苏州大学），人生的轨迹又一次南渡。

（三）在苏州的记录

1956年是“双百”绽放的时代，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得到国家的重视。这一年，柴德赓完成了中国史学会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全八册）的编辑整理工作。也是这一年，柴德赓接受民进中央的委派，在苏州组建地方组织。1956年10月民进苏州市委会（筹备）成立，柴德赓担任主任委员。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把柴德赓从台上拉了下来，以致后来运动不断，柴德赓长期处于被动局面，一直想放弃参加政治活动，专心教学和学术。但是，欲罢不能，使柴德赓进退失据。

1958年开展的“交心运动”、“教育革命”、“红专道路”等运动中，柴德赓都是斗争对象。但是，他并不抱怨，虽然笔记中有全过程的记录，但是誊写到日记中，却很少有记录。1962年3月24日，历史系总支书记李明中约柴德赓在网师园喝茶，承认在一些问题上的过左行为，没有事实求是。6月12日，师院党委书记刘烈人专门找柴德赓道歉“整风反右”后的“批判错误，违反政策，各方面有影响，当纠正”。柴德赓感到党的关怀，有错必纠，心情愉悦。从《日记》和笔记中可以看到，1957—1958年是柴德赓人生第二次艰难时刻。

也就是在1957—1961年这几年的低谷阶段，从1959年开始，柴德赓开始研究苏州地方史资料。有“白居易与苏州”、“康熙六次南巡”、“灵岩山弘储和尚”、“申公说法，顽石点头”等课题在构思。写白居易与苏州，把视线扩大至唐代苏南经济，从三十多种史籍、文集中查阅资料（《日记》1960年1月9日）。

（四）在北京大学编审教材和参加新旧《五代史》点校

1962年1月，翦伯赞带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7位教师在苏州编审《中国史纲要》，邀请柴德赓参与其中。翦伯赞发现，柴德赓留在非文化研究中心的苏州，尚属人才未竟其用。4月底翦伯赞回北京，5月底由教育部发调令，召柴德赓在北大参加高校文科教材（历史部分）的编审工作。柴德赓在北大两个学期，一边编书、一边讲学，完成任务后回苏州。

1964年4月，柴德赓再次被借调至北京。这次进京的任务是协助陈垣点校新旧《五代史》，这是当时最重要的古籍整理工作。柴德赓用一年的时间首先完成了《新五代史》的点校，从《日记》中可以看到柴德赓点校《新五代史》的工作方法和进程—首先，通读全书和点句；其次，校勘全书；最后，写校勘记。2014年出版的《柴德赓点校新五代史》实际上是前两个过程。柴德赓所写的《新五代史校勘记》初稿127页，共1032条。遗憾的是，《校勘记》丢失，到目前还没有被发现藏在哪个角落。

从1962年起，柴德赓发表过多篇论文，重要的有《章实斋与汪容甫》、《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王西庄与钱竹汀》、《欧阳修与〈新五代史〉》、《苏州灵岩山爱国和尚弘储》等文章。从《日记》中可以看到这些文章是怎样写出的。

三、从《日记》看柴德赓的交游

《日记》篇幅不大，连续写日记，也就是十年。《日记》涉及人物3785人（有些人名不计算在内），其中仅出现一次的人名1984人，占52%，即使仅出现一次，对于《日记》来说，并不重要，也许当事人出现在《日记》中，对其本人很重要。

（一）亲属关系

统计《日记》出现过50次以上的人名如下：

陈璧子（882）、柴君衡（492）、柴祖衡（468）、柴令文（368）、陈伯君（315）、柴邦衡（311）、王金铎（146）、谭景莹（138）、柴念东（123）、周蓟章（120）、柴立（108）、黄松（101）、陈绍闻（98）、顾蓓蒂（91）、陈素子（55）、陈如子（51）。

亲属关系是人类生存最直接的亲密关系，《日记》中必然占据重要地位。陈璧子与柴德赓相濡以沫，四十年风雨同舟，《日记》中几乎每页都能看到陈璧子的名字—璧。柴德赓很注重子女的培养，特别是政治上的教育。二子柴邦衡在清华大学上学时，被划为右派，柴德赓不断写信告知要心服口服，努力改造，早日摘去帽子。三子柴君衡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与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学谈恋爱，柴德赓和陈璧子都极力反对，但阻止不成。二人结婚后，柴德赓一再告诫，要划清界限。陈伯君是陈璧子的长兄，1920年毕业于北大国文系，柴德赓在很多学术问题上向他请教，并自费为他出版《双蕉草庐诗词稿》，写信请方介堪、启功赐书签，但所题书签未能令陈伯君满意。柴德赓自己题写，并被采用。

（二）北京的师友、同事

统计《日记》出现过50次以上的人名如下：

陈垣（676）、刘乃和（556）、翦伯赞（235）、启功（167）、张重一（145）、刘启戈（121）、白寿彝（109）、赵光贤（107）、陈正飞（96）、郑天挺（104）、尹敬坊（86）、邓广铭（82）、陈乃乾（79）、许大龄（78）、荣孟源（78）、马叙伦（68）、龚书铎（61）、何兹全（60）、丁浩川（58）、范文澜（57）、卞淑闻（52）、周祖谟（51）。

1929年，柴德赓考上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当时陈垣任系主任，并亲自讲授《中国史学名著评论》。从那时起，柴德赓师从大师，得益于陈援老的亲自教诲，在陈老校长的栽培下，逐渐成长为史学教育和研究的骨干力量。晚年的陈援老很器重这个学生，1955年柴德赓调江苏师院任教，即使陈援老再舍不得也无济于事。师生南北分离，陈援老秘书刘乃和两周一通信，校长的起居是必谈之事。陈垣校长更是以“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来计算分别的日子。

刘乃和1939年入辅仁大学史学系，柴德赓正是任课讲师，从此奠定了师生友谊，即使后来刘乃和成为陈门弟子，直到柴德赓去世以后，师徒之称一直未改，可以说二人一生为友。因此，刘乃和的名字在《日记》中排列为第三名。

1949年，新史学登堂入室，成为史学研究方法的主流。柴德赓积极学习新思想、新理论。翦伯赞的名字在《日记》中频频出现，特别是1962年春，翦伯赞、邓广铭一行到苏州修订《中国史纲要》。柴德赓与翦伯赞的交游密切，几乎每日相见，商讨教材，谈诗论文，无不快哉。翦伯赞比柴德赓长10岁，居北大副校长之职，德高望重，柴德赓很看重这份情谊。1966年6月1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出，同时也有多人开始揭批翦伯赞，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柴德赓记录了相关内容。6月3日报上发表了《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像柴德赓这批史学家惶惶不可终日。1966年6月15日，柴德赓返回苏州参加“文革”运动，工作组要求柴德赓坦白交代与“三家村”的关系，以及与翦伯赞的活动。柴德赓讲过“我和翦伯赞的关系”、“我和吴晗的关系”、“我和邓拓的关系”，也被要求写批判翦伯赞的文章，这些不属于《日记》的范畴，这里没体现。 柴德赓在北京交往较多的史学家有范文澜、邓广铭、马叙伦、郑天挺、荣孟源等。因为在北师大历史系任教的缘故，白寿彝、何兹全、刘启戈、赵光贤，也是重点记录的人物。启功与柴德赓都是陈门弟子，交谊深厚，《日记》里是常客，也是自然。

（三）苏州及其他地方师友、学生

统计《日记》出现过50次以上的人名如下：

徐嗣山（279）、陈晶晶（221）、范烟桥（206）、范崇鑫（198）、杨巩（171）、李明中（163）、谢孝思（152）、王丽英（131）、罗秀英（130）、吴甦（124）、秦和鸣（114）、张梦白（106）、黄炳然（106）、潘慎明（103）、黄文浩（97）、许春在（96）、胡振民（93）、刘烈人（93）、董蔡时（91）、顾公硕（91）、程小青（90）、陈志安（87）、刘铨（82）、俞启人（82）、汪旭初（83）、钱兆隆（80）、刘桂东（78）、刘荣芳（78）、吴泽（78）、纪庸（75）、司晓南（74）、吴贻芳（72）、马崇儒（66）、周瘦鹃（63）、吴静渊（62）、何保罗（59）、钱仲联（59）、张晓江（58）、刘开荣（58）、王健群（57）、许国樑（54）、孟心平（53）、蒋吟秋（53）、崔曙庭（50）。

1955年9月，柴德赓来到苏州，在江苏师院的院务会议上，杨巩院长隆重介绍：“柴德赓是北师大著名教授，陈垣先生的入室弟子，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地方高校建设，来到我们江苏师院。大家欢迎！”柴德赓到江苏师院，当年由历史专科转历史系课。所以《日记》中大量的人物是苏州历史系的教职员工。历史系副系主任徐嗣山毕业于师大历史系，与柴德赓是同学，他乡故知。但徐副主任政治上比柴德赓更进一步，已经是中共党员，柴德赓政治上要归徐嗣山领导。1957年“反右”之后，江苏师院调来新的党委书记刘烈人，历史系建立党总支部，调来李明中担任。这样历史系的领导、院里的刘烈人书记、杨巩院长、秦和鸣教务长等成为《日记》中的常客。

在江苏师院历史系的学生陈晶、许春在，进修生王健群、崔曙庭出现频繁，这几人是柴德赓最喜欢的学习尖子。1958年在教育革命运动中，曾批判柴德赓重视资产阶级的学生，轻蔑对工农学生（调干生）。《日记》中陈璧子的学生罗秀英和王丽英，二人都是贫农出身，可谓根正苗红。

罗秀英是陈璧子在师院附中（现为苏州第十中学）所教的第一批学生，1961年考上北京邮电学院，她是所在村子（二郎巷）第一个大学生。1962—1965年，《日记》经常出现罗秀英的名字，一到周末她就到柴德赓那里帮助整理内务，洗衣帮厨。1961年春节前，柴德赓到罗家看望，得知农业生产之艰辛，借给罗家20元，救急度岁。罗秀英的大弟秀雄，也是陈璧子的学生，1963年考入吉林工业大学，二郎巷村有了两个大学生。1967年苏州革命形势最紧张的那几个月，罗秀英的二弟秀奇冒着枪林弹雨按时给柴先生送菜送饭。1970年1月23日，柴德赓因患心脏病，在尹山湖农场去世。学校规定不许吊唁，不设灵堂。罗秀英的父亲就在自己的家里（二郎巷14号）为柴先生设立灵堂，接待柴先生的亲友前往家中祭奠。可以说柴罗两家感情深厚。

王丽英是陈璧子在师院附中的学生。王丽英1960年初中毕业，家里贫困，王父不准她继续上学，她是家中的老大，要她早日参加工作，减轻家中负担。陈璧子和柴德赓得知后，认为王丽英具有学习天分，又很刻苦。柴德赓和附中校长商量，免除王丽英的高中学费，让她住校，利用休息时间，在学校的校办工厂劳动，每月11.5元的收入作为生活费。1963年，王丽英不负期望，考入山东大学外文系。王丽英一直讲：“柴先生、陈老师是我的一生中遇到的贵人。我是我们村第一个上大学的，从此改变了人生的命运。”柴德赓去世时，因为“文革”尚未结束（平反），无法下葬骨灰，王丽英父亲毅然决定将柴德赓的骨灰瘗于自己仅有的三分自留地里，这一埋就是九年。

柴德赓对罗秀英和王丽英两个学生的关爱是得到回报的。柴德赓帮助过很多学生，并不图回报。柴德赓的中学同学裘胜嘉之女裘华华，在南京大学地质系上学，家里提出希望柴德赓资助完成学业。每月发工资，柴德赓寄给裘华华15元生活费，一直到大学毕业。裘华华毕业，分配到江西地质局工作，后来日记就再也没有出现这个“华华”名字。柴德赓另外一个同学俞启人，中央大学法学院毕业，1949年后受审查，后安排在上海公交站卖月票，65元收入要养活六七口人，月不敷出。1962年1月柴德赓到上海，拜访俞启人得知此窘境，此后每月补贴15元。后来，柴德赓借调北京工作，花销增大，还在想尽办法支援，直到实在无能为力时才作罢。

1958年7月10日日记：

胡生天法来借钱，谓其侄自西安来，旅费不足，余初不欲应之，后见其窘急，同其至银行，已休息，遂嘱其至同学处凑借4元，明日我当借予此款。

难以想象，一个教授兜里连4元钱都没有，还要到银行去取。第二天胡天法来取钱，柴德赓也算帮助学生一回。9月3日日记有胡天法还钱的记录。20年后整理《史籍举要》的三个学生正是许春在、邱敏、胡天法。

陈晶是柴德赓最喜欢的学生，按照当时的成分划分，她的出身不够好。她是江苏师院历史系1958届学生，参加工作后一直和柴德赓保持书信往来。陈晶在山东省博物馆工作，柴德赓介绍她认识山东大学郑鹤声（历史学家，柴德赓同乡）、北京大学苏秉琦（考古学家，柴德赓同学），不仅关心她在学业上的进步，还像家长一样关照她的生活。1979年5月23日，江苏师院召开柴德赓平反昭雪大会，陈晶负责到小桥浜王家挖取柴德赓的骨灰，那天陈晶写道：

老师！是我，是您的一个搞考古的女学生亲手从荒土堆中清理了您的骨灰，在您每一块骨殖上都有我的眼泪，我为您的含冤致死而沉痛，而您，我的老师，您应该因为我亲手把您的骨灰送到革命干部灵堂而含笑九泉。

陈晶和柴家三代人一直保持联系，这种交游是柴德赓亲自建立的，在《日记》中可以看到。

柴德赓到苏州后，受民进中央的委托，参与筹建民进苏州地方组织。经民进中央王绍鏊介绍，很快结识了范烟桥、周瘦鹃、程小青、顾公硕、蒋吟秋等文化界名士，随后他们都加入民进组织。柴德赓还和汪旭初、汤国梨建立深厚友谊。此后，北京的知名学者不断来苏州考察，使得一个小城热闹起来。苏州民进组织的建立，有柴德赓的辛劳，因此占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他把搞好基层组织建设看成是党给予的光荣任务。在1957—1958年期间，政治风波又使他进退两难，这些在《日记》中都有表现，直到1962年后到北京工作，身旁再无是非曲直的议论，他才如释重负。

从《日记》全篇可以看到，学术研究是柴德赓生活的一根主线。特别是1962—1965年，柴德赓基本在北京工作，和北京史学界的主要学者都有来往，也是他学术增进的阶段，很多论文都发表在这个时期。“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书稿也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等1982年出版时书名为《史籍举要》，此时，柴德赓已经去世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