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后期，中日朝三国受到“西力东侵”的冲击，渐次从锁国走向开放。与中国清朝被英国打败从而走向开放不同，日本德川幕府是在美国炮舰政策的逼迫下开港的，而朝鲜王朝的开港则是在其邻国日本的武力冲击与外交胁迫下完成的。

拙文拟对日本明治维新后逼迫朝鲜开港的过程及影响作一初步考察和探讨。

“日朝修好条规”的签订与朝鲜开港

1876年2月，日朝双方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日朝修好条规”第一款称，“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

所谓的朝鲜为“自主之邦”既是“日朝修好条规”得以成立的最根本基础，同时也是该条规的最大目的所在。朝鲜即为中国属国，何来与日本平等之说?难道日本亦自认为属国?

日本有学者认为，导致这一悖论的原因之一在于“该条约是包含近代外交关系及传统外交关系的双重含义的暧昧表达。

这种暧昧表达的背后，是日朝外交关系由前近代性向近代性调整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自视”与“他视”的矛盾：日本视自身为拥有完全主权的外交主体，而朝鲜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承认“对马藩”为中介的日朝外交，拒不接受日本的国书，实际上不承认日本的外交主体资格；朝鲜身处东亚传统的宗藩体系之下，以清国的属国自居，而日本则无法在近代外交体系建立过程中，对“属国”的国际地位明确界定。

这种外交观念上难以调和的矛盾，并未因“日朝修好条规”的签订而得以解决，相反，“日朝修好条规”是在日朝双方对于各自外交地位的认识并未取得一致的前提之下，强行以条约的形式重建了日朝“国交”。

因此，“日朝修好条规”在近代日朝外交之路上较之于“成果”则更具“起点”的象征性意义。而日本若试图巩固与朝鲜重建“国交”这一外交成果，并使之符合近代日本外交的走势，“日朝修好条规”就只能视中国清政府与朝鲜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的“实像”于不顾，强行描绘出一幅朝鲜乃“自主之邦”的“虚像”。

对于中国清政府与朝鲜王朝之间传统关系的存在，日本政府是心知肚明的，故千方百计欲在其间嵌人楔子。

江华岛事件之后，木户孝允曾向三条实美提出处理“江华岛事件”的要旨，称“朝鲜之与中国，现奉其正朔，虽与其互相交谊之亲密，患难之互相关切情况，未可明知，然而其有羁属关系则可必。

而在“日朝修好条规”签订之前就曾向清政府一再强辩“朝鲜是一独立之国，而贵国谓之属国者徒空名耳”的森有礼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不能视朝鲜为纯然独立之国。中朝之间的实际关系，单凭“日朝修好条规”的约定是无法抹杀的。

即便“日朝修好条规”强调了朝鲜所谓独立的地位，日本政府在“日朝修好条约”签订之后，仍然认为“以我(日本)助其(朝鲜)全然独立至为重要”，而“倘若能够对其国政之枢轴，外交之方略加以干涉，其(朝鲜)定不能再持全然他国从属之局面。

这一表述，实际上是日本政府解决日朝关系在条约文本与实际情况间存在巨大矛盾这一课题的主要方针。

日本政府一再提及的朝鲜“全然独立”，显然是针对中朝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而言，“独立”实即“去清”；而为达成朝鲜“全然独立”，则必须由日本政府对其内政外交加以“干涉”方可实现，“干涉”则为“亲日”。

而正是在“去清亲日”这一核心目的的驱使下，日本围绕“日朝修好条规”各款项的实施与展开，试图主导并掌控朝鲜的开港及开放。

朝鲜“日本人居留地”的设立及“开港地”的确定

日朝间的贸易往来，古已有之。朝鲜曾在富山浦、乃而浦和盐浦设立倭馆作为在朝日本人的居住地及贸易区域。“三浦之乱”后，倭馆被关闭。

1607年，朝鲜又允许日本对马藩在豆毛浦建立倭馆。1678年，倭馆由豆毛浦迁至草梁。1871年对马藩被撤销之后，日朝为草梁倭馆的地位等问题争执不断，但是，草梁倭馆毕竟是It本在朝的唯一居住及贸易基地。

日朝重建“国交”，草梁倭馆及其周边地区自然成为日本在朝扩张的首选据点。“日朝修好条规”第四款规定，“朝鲜国釜山草梁项立有日本公馆，久已为两国人民通商之区，今应革除从前惯例及岁遣船等事项，凭准新立条款措办贸易事务”。

此条款，成为了日本在釜山设立“日本人居留地”的基础。对于釜山开港和设立居留地事宜，负责交涉事宜的宫本小一表现的极为急迫。

与朝方官员的交涉中，宫本小一称，“我政府虽并无急于开港之意，且贵国地理亦未分明……多开港口无益莫如先繁盛釜山一所。

而日朝双方交涉焦点则集中在釜山居留地的范围上。日朝双方代表于1876年8月24日在汉城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附录”，其中第三款、第四款规定“从前同国(朝鲜)政府于釜山草梁项日本公馆设立守卫之门，今后废止。

新定程限依界标所立。其他两港亦比此例……嗣后，于釜山港设立日本国人民行步道路之里程，定为以埠头起算东西南北各直径十里。……于此里程之内，日本国人民可随意通行，买卖其地物产及日本国物产”。这一点与“安政条约”中的规定十分相似。

日本人等于把欧美列强逼迫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又依样画葫芦般地强加于朝鲜身上。

根据前述条款，日朝于1877年1月30日签订了“釜山港居留地借人约书”，正式在釜山设立了日本人居留地。

釜山居留地设立之后，日本政府急速推行釜山居留地的日本领土化政策。釜山居留地成了朝鲜的“国中之国”，带有明显的殖民地化的印记，日本就设置了管理通商事务的“管理厅”。

1880年2月，“管理厅”及“管理官”升格为领事馆与领事。同年3月，日本又在领事馆配备“警部”及“巡查”，开始在日本居留地行使警察权力。

而在此前一年，日本政府就已经要求管理官前田献吉将“内地施行之条例加以取舍”作为居留地的风俗及治安法令加以实施。

1877年9月，日本开始向国内开放至釜山的航路，并对赴朝鲜的航渡及贸易实施奖励政策。

日本的金融资本也迅速进入釜山，在大久保利通的亲自劝说下，国立第一银行于1878年在釜山设立了分行。

釜山居留地设立后仅仅不到两年的时间，居留的日本人就由设立前不足百人激增至700余人。至1880年，其常住人口更是超过2000人。当时的日本报纸惊呼，釜山居留地“简直是对马严原的一个町”。

日本对于韩国开港地的选择策略，相对于经济价值，更多的是把战略价值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而与日本本土隔海相望的釜山对于日本的国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1875年，驻俄公使梗本武扬就曾经建议趁俄国势力南下之前，占领对马岛对岸的战略要地，以作为日本向大陆扩张的基地。

“日朝修好条规”签订之前，梗本武扬又上书称“必须置经济得失于度外，占领军事要地釜山码头”。而选择位于永兴湾要冲的元山作为第二个居留地也同样出自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考虑。

梗本武扬在获悉俄国政府有意租借元山港，并将其建设为军港的意图后，极力劝说日本政府促成元山港的自由港化，以对抗俄国。

外务卿寺岛宗则在给花房义质代理公使的信函中也提到“此港非但于贸易至关重要，亦为接壤之邻邦兵备攸关，若为将来两国利害之所计，务必促成其开港为要”。

相对于元山，位于朝鲜西海岸的仁川，不但是朝鲜京城的门户，更与中国山东半岛隔海相望，其战略价值毋庸赘言。对于仁川开港计划，朝鲜政府以开港会导致仁川1人心不稳危及京城防御为由而拒绝，并提出以南阳等地作为开港地取代仁川。

对此，井上馨训令花房义质称“朝鲜京城近旁，除仁川之外再无可开港之处，随后，花房义质与金弘集就仁川开港问题再次交涉时，亦态度极为坚决地称“依在下及我国海军之所见，南阳及乔桐皆非适宜之处，此外更无适当之港。

对于金弘集提出仁川开港是否可延期三或五年的提案，花房义质拒不接受，要求仁川开港必须在二十个月内完成。

在与朝鲜交涉仁川开港受阻之后，花房义质在提出要直接与领议政李最应谈判，不为朝鲜预留转圜余地的同时，甚至向国内提出要对朝鲜“施展强硬手段，以武力据其地二处以促其速决”，并强调“此为取得和平结局之必然手段”。在日本的强硬态度面前，朝鲜不得不同意了从1882年起开放仁川。

日本使节驻地问题及劝告朝鲜有限开放

“日朝修好条规”第二款有如下规定：“日本国政府自今十五个月后随时派使臣到朝鲜国京城，得亲接礼曹判书商议交际事务。

该使臣驻留久暂共任时宜”，若以此条款与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第四条约定——“两国均可派秉权大臣并携带眷属随员驻在京师，或长行居住或随时往来”相比较，上述两条约在措辞上有着明显的不同，“日朝修好条规”中所使用的“使臣”以及“驻留久暂共任时宜”等语含义非常模糊，既没有约定“使臣”的职务职权及等级，也没有明确规定使节应当“驻在京师”，这与近代外交中的某些基本原则相违背。

此外，如前所述，日本对于朝鲜开港地的选择，更多的是从控制朝鲜的战略要津的角度出发，其军事意义远大于可能的贸易获利。

但是，若想达到“对其国政之枢轴，外交之方略加以干涉”的目的，只是控制朝鲜的战略要地是远远不够的。

而朝鲜方面以“共任时宜”为手段，想方设法阻止日本使节驻在京城，从朝鲜方面来看，日朝外交仍然维持着传统的“交邻”关系的形式。

加之朝鲜方面一直没有正式接受日本的国书，日本也只能以“代理公使”的名义派遣赴朝使节。

在日本看来，这样充满临时意味的外交形式既不利于推进日朝交涉的努力，也不利于促成朝鲜成为“独立之邦”。

1880年4月10日，日本外务省提高了对朝外交的等级，花房义质由“代理公使”升任“弁理公使”，1880年4月13日外务省训令其“朝鲜国京城在勤”，要其权衡局势，尽可能在汉城设立日本使馆。

1881年1月4日，花房义质与金弘集的交涉中，金弘集一方面表示对于日使驻在京城一事并无异议，但另一方面，由于朝鲜国内对于日使驻在京城一事舆论纷起，且针对日本人的袭击事件难以制止，希望日本能够像日本开国之初，驻在江户的各国公使移至横滨以避暴力袭击一样，推迟将公使馆设在京城的计划。

对此，花房义质称“驻扎一事已经数年详议，今日燃眉之情势所迫，此为至要之事”，并威胁称，美国使节即将直接前往京城与朝鲜交涉，俄国也有这样的计划。

而“倘若日本公使得以驻在京城，则各国使臣抵达京城之后，日本亦可从中妥为周旋”。日本这一外交手法与哈里斯当年逼迫日本开港的方式如出一辙。

1880年3月，美国驻日公使曾致函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称美国将派遣使节赴朝，希望日本在朝官员能够对其加以“款待”。美国提出希望日本能够介入美朝交涉，对日本而言，无疑是推进朝鲜“去清化”的绝好契机。

虽然欧美各国与朝鲜订约或可损害日本在朝利益，但日本方面仍希望能够在其中发挥作用，促成朝鲜对于欧美国家的有限开放，

一方面可以进一步作成朝鲜乃“独立之邦”的事实，打击中国清政府与朝鲜之间的宗属关系；另一方面在各国与朝鲜交涉中扮演协调和主持的角色，亦可彰显日本在朝的特殊性地位。

在给花房义质的训令中，日本外务省要其对可能赴朝的各国使节“勿失接遇之礼仪”，但同时也要其对襄助订立条约“仅止于困难民救助、薪水食料资给等，于通商贸易之事及目下平安得保之道宜妥为注意”。

美国使节薛斐尔抵朝后，日本驻釜山领事也向朝鲜方面转递了美国的信函及井上馨的书信。但是，朝鲜方面以美方信函所用文字有误为由，拒不接纳并将未曾拆封的原书奉还。

美国方面遂提出直接由美国驻日本公使向朝鲜国王呈送书函的要求，薛斐尔本人亦赴天津面见李鸿章重新寻求清政府的协助。

美国放弃日本的协助，在事实上宣告了日本将欧美各国与朝鲜的交涉限定在日本可控范围之内的努力的失败，此局面才正是花房义质口中的“燃眉之情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早已与朝鲜订立条约的日本先于欧美各国于朝鲜京城设立使馆显得尤为重要。

另一方面，朝鲜拒绝美国方面的信函，也凸显了朝鲜对于日本强硬外交姿态的反感，对于日本来说，实现使节驻在京城，从而更深入地对朝鲜政局施加影响就显得极为紧迫。

日本谋求朝鲜军政改革的“亲日化”举动

1880年1月，花房义质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建议书，认为日朝双方的交涉气氛“虽有恳切之名而其实难副”，倘若能向朝鲜赠送“新式大小炮及弹药或轻便军舰一艘……似可颇得其欢心，以至交际上必恳切有加，贸易亦可更近一步”。

井上馨将花房义质的建议于1月21日呈送右大臣岩仓具视，并强调“于将来交际之事，必得好处”。

所谓“好处”，后来井上馨又在给花房义质的交涉“训条”中进行了明确的解释，“我政府如此展示好意，彼国改进论者之心必为之一动，且倘若言战，则我舰船、武器如此精良以示，则可破其主战论者冥顽之识，此为至要之事，此外亦可以此次赠物谋求朝鲜军政改革之肇始。

井上馨从更高的外交战略的角度出发，希望能够向朝鲜的改进论者展示日本的进步，为培育朝鲜内部的“亲日派”打下基础。

而其更远的战略意图是希望朝鲜未来的军政改革可以走“日本化”的道路。日本政府批准了这一构想，共向朝鲜政府赠送了各种枪支共计5O只，朝鲜政府则以人参等朝鲜特产回赠。

早在“日朝修好条规”刚刚签订之时，日本就曾经向朝鲜赠送过当时极为先进的加特林机枪。在与官本小一谈判“日朝通商章程”及“日朝修好条约附录”之时，朝鲜政府官员也表达了对日本所赠送武器的好奇与好感。

但是，日本方面通过向朝鲜赠送武器以谋求“朝鲜军政改革之肇始”的意图并未实现，朝鲜方面更倾向于借助宗主国清政府的力量实现近代化的军政改革。

1879年，朝鲜就表示希望派人“在天津等处学习军器武备”，李鸿章认为“如以后朝鲜有员到津，敝处于练兵制器之法，不难罄其秘要，随意指授。

俾获有成，籍作自强之基，增我藩篱之固”，表示朝鲜派人来津修习武备一事可行。

美国驻牛庄总领事也曾在给日本外交官员的书信中谈到，牛庄当地有150名朝鲜人接受清政府西式武器训练的传闻。

朝鲜军政改革的中国化倾向使得日本加强了谋求由日本主导“朝鲜军政改革之肇始”的努力。花房义质在与金弘集谈判仁川开港及京城驻在时谈到日本愿意“保荐”朝鲜军事工业改革所需的教师和技工，并表示朝鲜派往日本学习军事工业的专修生可以享受与官费生相同的学费待遇。

作为“军政改革之肇始”的最重要途径，日本着手“帮助”朝鲜建立日本式的近代化军队，以堀本礼造等人为教官，建立了“别技军”。

结语

总之，在近代朝鲜开港问题上，日本曾试图占据主导地位，并一度取得某些“成功”。客观而言，这对朝鲜融人世界，走向“开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就开港而言，

“对所谓日本的‘成功’和中朝的‘失败’要进行符合史实的客观评价。对日本积极开放，虚心学习欧美国家先进文明的经验应该加以肯定，而对其以侵略扩张，牺牲中朝利益为特征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则应持批判态度。”

日本政府出于控制朝鲜半岛，进军中国大陆的目的而以不平等条约胁迫朝鲜开港，这不但违背了朝鲜的意愿，也直接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最终导致了不断膨胀的大日本帝国的土崩瓦解。

作者观点：

近代日本经过倒幕维新运动后,明治新政府开始走向政治舞台。然而,羽翼未丰的日本却仿效欧美列强的方式,以武力威逼朝鲜签署"日朝修好条规",从而迫使朝鲜开港。

在此期间,日本还促成朝鲜对欧美国家的有限开放,一方面造成朝鲜乃"独立之邦"的事实,打击中国清政府与朝鲜之间的宗属关系;另一方面在各国与朝鲜交涉中扮演了协调者的角色,进而彰显了日本在对朝外交中的主动性。

日本政府出于控制朝鲜半岛的目的而以不平等条约胁迫朝鲜开港,这不但违背了朝鲜的意愿,也直接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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