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坤鹏

9-10世纪，中国对外贸易迎来第一个高峰时期，陶瓷大规模外销是这一时期对外贸易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东南亚作为中国陶瓷外销的关键节点，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水文环境，导致该海域存在大量不同朝代的沉船。其中，爪哇海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Belitung Shipwreck）、印坦沉船（Intan Shipwreck）和井里汶沉船（Cirebon Shipwreck）备受关注，这三艘沉船打捞出水了大量中国瓷器及其他物品。对这些沉船出水文物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当时中国陶瓷外销的具体情况。

黑石号沉船

黑石号沉船发现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附近，因打捞时旁边有黑石礁而得名，部分专家也称之为勿里洞沉船。该船年代约为9世纪早中期，经造船专家判断，它可能是一艘来自阿拉伯波斯地区尸罗夫港（Siraf）的船只。因客观原因，无法对黑石号沉船遗物进行整体的数据统计。出水文物中，以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入藏最多，共计53227件，其中长沙窑瓷器50589件，广州地方窑瓷器1591件，巩县窑瓷器256件，越窑瓷器218件，白釉绿彩瓷器185件，邢窑瓷器119件，陶器17件，金银器及鎏金银器66件，铅、铜器55件等。

亚洲文明博物馆入藏的黑石号出水器物中，长沙窑瓷器数量最多，加上湖南、上海、香港等地博物馆零星收购的，有学者统计黑石号沉船中长沙窑瓷器总数为57500多件，在黑石号沉船中占绝对多数。此外，沉船周围散落着大量铅锭，出水6吨，这些铅锭可能既作为货物，又起到船的压舱作用。

（一）长沙窑铭文指示沉没年代

器型方面：长沙窑瓷器中碗的数量最多，约占90%，此外还有壶、罐、瓶、熏炉、渣斗、盏、托、杯、碟盒、灯、水盂、动物瓷塑、鱼形研磨器等多种器型。

年代信息：一件碗上刻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铭文，宝历二年为826年，是唐敬宗的年号。据此可判断黑石号的沉没年代稍晚于826年，但不会太晚，这也是目前大多数学者认定黑石号沉没于9世纪早中期的主要依据。

文化内涵：长沙窑瓷器纹饰和诗文丰富。纹饰有飞鸟纹、摩羯鱼纹等，部分纹饰带有西亚风格，如菱形花叶纹，与波斯、伊拉克地区的釉陶器构图相似，反映出当时文化交流的影响。诗文方面，长沙窑瓷器上的诗文数量众多、内容丰富，部分未被《全唐诗》收录，有学者认为其来源可能与湖南一带的民歌“西曲歌”或敦煌写经里的“太公家教”有关，比较通俗易懂，还有一些表达思念之情之作，也有诙谐有趣之作。此外，一些器物上的文字还传递了粟特文化信息，推测长沙窑的生产可能受到粟特文化或粟特窑工的影响。

（二）其他窑口瓷器重要特点

越窑：数量为一两百件，器型精美，有碗、杯、香薰、渣斗等。部分器型可在唐代墓葬中找到对应，如在唐太和四年（830年）郑州张宗武墓和唐长庆四年（824年）三门峡张弘庆墓葬中能找到相似器型，进一步佐证了黑石号沉船的年代在9世纪上半叶。

白瓷：数量不多，可能来自河北邢窑或巩义窑。

唐青花：数量不多，为巩义窑产品。

白釉绿彩器：白釉绿彩器代表了当时的一种风尚，部分器物与金银器造型有关。黑石号沉船中发现的部分瓷器，如带有“盈”“进奉”字样的白釉绿彩器，表明其与宫廷可能存在联系。这些瓷器进入宫廷及流落民间的渠道存在两种可能：一是被进奉到宫廷后，因赏赐、贸易等原因流落到坊间，最终汇聚到广州；二是作为贡赋的剩余品被售卖，而后集散到广州并登上黑石号。此外，部分瓷器带有龙纹，在唐代，龙常与天子画等号，这显示这些瓷器等级较高。而且，一些瓷器的纹样与前面提到的唐青花纹样相似，均为菱形花叶纹，推测可能存在波斯或阿拉伯定制的情况，反映出异域元素的传入。另外，一些精美的瓷器如高70多厘米带有龙首和小兽造型的执壶，带吸管且内部有小雕塑的杯子等，从器型和装饰来看，有可能是巩义窑的产品。

广东窑：有1000多件，以罐子为主，包括不同大小、带系带流等多种样式。部分罐子上有刻字，如一件罐子上的刻字尚未被解读，而荷兰“公主庭院”博物馆一件相似罐子上的刻字被识读为波斯摩尼字母，意为“油”，推测这些罐子可能用于盛油，可能存在波斯人定制的情况。

（三）出水金银器具有较高水准

众所周知，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银器等级较高，可能与宫廷或官府有关。而我们对比发现，黑石号出水的金银器如金手镯、八棱金杯等，在工艺和风格上与西安何家村窖藏的金银器有明显关联，质量难分伯仲，这表明黑石号出水金银器也具有较高水准。

此外，沉船上还有铅釉的阿拉伯地区产品、银锭、铜钱、砚台、玻璃器、筛子等物品。整体来看，出水物品风格纯净，主要为中原风格和阿拉伯风格。

船上重达10吨的铅锭是最重的货物，和长沙窑瓷器、广东本土陶瓷器构成了船货的绝大部分。船货中长沙窑瓷器近6万件、铅10吨，广东本土陶瓷器2000件。考虑到船货的装载量和分布情况，如果船只在装载了这些大量船货后再前往扬州装载少量船货，这种航行模式在逻辑上存在不合理之处。因此，综合判断黑石号可能是在广州离港，顺着季风返回目的地，这代表了9世纪早中期中国与其他地区进行陶瓷贸易的一种基本模式，即直接航行到中国来购买瓷器再回去。

（四）不同窑场瓷器为何汇集一船?

黑石号出水的器物面貌纯净，主要呈现阿拉伯风格和中原风格。部分高质量的白釉绿彩器、白釉瓷器与金银器被放置在一个单独的小空间里。参考宋代和南海Ⅰ号沉船的布局，推测黑石号上等级较高的货物很可能属于同一个货主，与大众风格的长沙窑器物有所区分。其中，一面等级很高的铜镜“江心镜”或“百炼镜”，在唐代小说中有相关传说，且其铭文显示与宫廷有关。齐东方老师也曾对相关器物进行研究。基于这些，推测货主可能有两种身份：一是官方使者，货物为官方赏赐；二是商人和旅行者，货物通过自行收购获得。目前看来更倾向于第二种可能。原因如下：一是《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有非官方使者获得皇帝赏赐的记载，且当时唐代宫廷与地方的使用物品未形成垄断，大量物品可能散落在外被阿拉伯人搜罗，说明高等级货物的流落并非只有官方使者这一途径；二是查阅《唐书》《新唐书》等文献，当时政府与阿拉伯黑衣大食之间交流的记载，发现回赐物品中没有瓷器，所以宫廷赏赐瓷器给使者的可能性不大。

不同窑场的中国瓷器是如何汇集于黑石号船上的？

（1）直航来华：众多文献可证实黑石号直航来华。《中国印度见闻录》详细记载了当时船货从巴士拉、阿曼等地到尸罗夫港装货后，直接航行到中国广州，该文献写成于9世纪上半叶，与黑石号年代相近。《经行记》中记载杜环从西亚坐船到广州上岸，阿拉伯文献《道里邦国志》也详细记载了从巴士拉出发沿波斯海岸到东方航行的路线，终点为广州。

（2）在广州载货离岸：唐代广州港十分繁荣，《唐大和尚东征传》《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等文献都有相关记载。《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广州港有众多来自婆罗门、波斯、昆仑等地的船只，香药珍宝堆积如山。广州是唐朝唯一设市舶使的地方。《中国印度见闻录》也提到船到中国后政府收30%的税，这表明当时已在广州设市舶使征税。从历史记载来看，当时僧侣出海求法、使者出使等大多选择从广州出发。如《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载出海求法的人大多从广州登船；义净先从扬州到广州，再在广州等待季风出海；唐朝国使杨良瑶出使黑衣大食时也是从广州经海路抵达巴格达；《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明确了从广州出发前往波斯湾的路线。此外，广州是阿拉伯商人的最大规模聚集地，有怀圣寺光塔、清真先贤古墓、蕃坊等遗迹，蕃坊还设有长官管理事务。黑石号船货的组合也可作为其在广州离港的证据，如船中的大罐子、大盘等多为广州产品。广州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与黑石号上的瓷器有密切关联，说明长沙窑瓷器有途径运到广州，专家还给出了西线（由广西以水路为主，经灵渠、漓江到达番禺）和东线（从长沙窑到郴州等）两条运输路线。同时，黑石号上有大量的铅锭，考虑到广东历来是产铅地，推测铅锭很可能来自广东，装在广东产的大罐子里，这也支持了船在广州载货离岸的观点。

印坦沉船

印坦沉船是一艘东南亚制造的船舶，沉没于雅加达以北距邦加岛约150公里处，沉没年代经多方面考证确定在10世纪早中期。其船货包括金银铜、锡、铅、陶器、中国陶瓷器等。出水瓷器中，广东的罐子4855件，占比66.4%，剩下的器物以越窑青瓷为主，占比在20%-30%。还包括少量青白瓷和白瓷，大部分为安徽地区的产品。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当时陶瓷对外贸易的产品种类比重发生了变化，长沙窑瓷器逐渐在对外贸易中消失，广东窑和越窑的产品比重增加。同时，根据银锭的制作地研究以及乾亨重宝的铸造时间（917年）等线索，可推断沉船年代晚于917年。越窑瓷器的装饰风格等特征也表明其年代应到10世纪。

井里汶沉船

井里汶沉船同样是东南亚制造的船舶，沉没年代在10世纪中后期。船货种类丰富，包括金银铜、铁、锡、铅、陶、玻璃等。中国瓷器出水49万件，占比75%，除少量白瓷外绝大部分是越窑青瓷（30万件以上）。从瓷器上的刻划文字“戊辰徐记烧”（968年）以及与其他出土文物的对应关系（如与吴越国康陵、钱元瓘墓、北京韩佚墓出土文物的相似性），可确定其沉没年代在10世纪中后期。

贸易模式推断

将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的船货与黑石号相比，前两者面貌相对复杂。这两艘沉船的船货有许多共同之处，如都有金锭，来自马来半岛的锡，来自东南亚和中国的玻璃，东亚的陶器、银锭、铅币、陶瓷器等。印坦沉船、井里汶沉船都是东南亚船，沉没在爪哇岛北岸相距不远的地方，航线都驶向爪哇岛，船货组合类似。这表明尽管它们年代相差几十年，但可以在同一个贸易模式下进行考察。与黑石号相比，这两艘沉船的船货主要来自西亚、东南亚、中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具有混合性，且陶瓷器产品的品类有显著变化，越窑逐渐成为最重要的瓷器品类。

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当时黄巢攻打广州，导致阿拉伯各国失去货源，不敢直接前来中国，他们选择了一个中转点——箇罗国。印坦沉船和井里汶沉船船货来源复杂，如果分别航行到原产地收购货物，在主要依靠季风的情况下，对商人来说极为困难，而选择一个中转港进行贸易则方便很多。从船货的叠压关系来看，瓷器等货物的装载方式也暗示了它们可能在中国本土被装载后运到中转港。

关于箇罗国的位置，历史地理学者有多种说法，如克拉地峡、马六甲等地，但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箇罗国应该在马来半岛的吉打一带。吉打地理位置重要，与巨港号称当时室利佛逝的两个都城，且在古代文献如《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有相关记载。此外，在印坦和井里汶沉船上的锡块上有“X”标志，马来半岛的吉打从七八世纪以后就一直有稳定的锡矿开采成果，且在当地发现了很多制作半金字塔状锡块的石质模具，这些锡块与沉船上的锡块有对应关系。同时，在井里汶沉船中也有来自马来半岛的货物。在吉打当地博物馆里，有类似9-10世纪左右的展品，包括半金字塔形状的锡块、具有阿拉伯风格的陶瓷器等，这些都证明当时的吉打是各国商船的汇聚之地。因此，结合考古线索和文献证据，可以推断箇罗国很有可能就是吉打，它在10世纪承担了中国瓷器中转的任务。

结论

9-10世纪时，我国海上对外贸易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时期，陶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可视为其标志。位于东南亚水域的“黑石号”、“印坦”和“井里汶”沉船，出水了大量的中国陶瓷器，正是这一历史现象的缩影。9世纪初，“黑石号”沉船从尸罗夫港直航来华，并于广州载货离岸。9世纪末及至10世纪，正如“印坦”沉船和“井里汶”沉船所体现的，在东南亚地区出现了中国陶瓷外销的中转港，地点之一是“箇罗国”，而触发此事的导火索可能是黄巢对广州的攻掠。

[作者是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博物院考古部副主任，古陶瓷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故宫）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研究生导师及学位评委委员。日前，作者在南汉二陵博物馆作“考古广州·海丝专题”2025年第1讲，本文为其讲座综述，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李强整理。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编辑：邬嘉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