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兔主席】

一、美国对华政策的五大共识

以下是美国华盛顿两党、不同政治派别及阵营、民间社会对中国的五大共识。

共识1：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实力超过冷战时期的苏联

中国是近代历史上实力最为接近美国的国家，在军事、经济、科技上都是美国的空前竞争对手，实力超过当年的苏联，与美国进行全方位的“战略竞争”。

军事上，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全面且可持续，背后有中国强大的制造业和科技能力支持，其增长速度和全面性令华盛顿担忧。中国在许多关键领域已逐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甚至超越美国，包括海军规模、高超音速武器、反舰弹道导弹、反卫星技术、无人机集群等。

经济上，中国GDP已达美国的70%左右，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已连续9年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不仅如此，中国已成为全球供应链的核心节点，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处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竞合关系，这些都使得美国对中国存在互利和依赖关系，美国很难在不造成巨大自伤的情况下，对中国采取简单的遏制策略。

科技方面，中国在5G、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已成为全球领导者之一，专利申请数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数字经济创新速度和规模令人瞩目；高等教育体系每年培养的理工科毕业生数量是美国的数倍，许多领域的科学论文发表也已超过美国；中国科技创新已从跟随转向“并跑”甚至某些领域的“领跑”。

尽管还有人主张中国可能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在经济上或政治上崩溃（“中国崩溃论”），但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已经发展出强大的综合实力，能力空前接近美国，是美国作为全球霸主所遇到过的最有力竞争者。翻看美国的外交政策评论和智库报告，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分析。这类分析早已成为美国驱动政治、制定政策的动能。

共识2：中国会对美国构成挑战和威胁

有许多人将中国称为对美国的存在威胁，认为中国最终会影响美国的存在方式或生活方式（Way of Life）。如何理解呢？认为中国要成为新的全球霸主，在军事上挑战美国、进犯美国，改变美国的政治和制度么？确实有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但真正的共识在于：

1.中国的崛起，意味着美国相对地位的衰落。最终，美国将不再“一家独大”，丧失全球霸主的地位。

2.美国丧失霸主地位，势必丧失因霸主带来的特权地位，例如削弱美国针对其他国家的主导力和影响力，进而影响美国在各个领域（军事、经济、科技等）利益。

3.中国本身的制度、文化、历史、文明对外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而这正是中国成功崛起的原因。具体包括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长期规划能力；务实、灵活的政策制定理念与调整机制；政府-市场-社会-个人特殊的“共生”关系；强大的社会凝聚力；有数千年积淀的社会伦理传统等。

这些制度优势使得“中国模式”对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国模式”的崛起，意味着美国在全球构建的美国作为唯一成功模式（“美国例外”）的叙事的终结。这也意味着美国对其他国家制度、价值、生活方式等“软实力”影响力的削弱。

4.中国的崛起不仅会影响其他国家、相对削弱美国的影响力，还会输入美国本土，即，未来不是中国更多地效仿美国，而是美国更多地效仿中国——借鉴中国的模式、制度、政策和实践。

西方还出现了一种以中国发展模式为内核的未来想象体系——“中国未来主义”（Sinofuturism），特征是国家主导的技术跃进、政治实验、东方文明复兴等，挑战西方主导的现代性叙事。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美国人为什么会担心中国最终影响和改变美国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

确立了中国的实力及挑战之后，接下来，是针对美国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和威胁的共识。

逐渐脱钩，是美国对华认知的共识部分

共识3：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削弱中国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力

实质重于形式，因此，具体用什么概念或标签（如“战略脱钩”、“去风险”等）并不重要，而要穿透表象看本质。

美国存在共识的核心诉求有两个：

一是在关键领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从国家安全、经济安全角度出发，在所有关系国计民生，影响大国博弈、影响力地位的战略性行业，构建一套独立于中国的产业体系，即从原材料、能源、关键技术、生产设备、生产流程、产成品的生产等，均做到不依赖中国，要构建一套在中国之外的完整供应链。所涉及的关键产业包括关键矿产资源、清洁能源技术、半导体、人工智能与量子计算、先进制造（无人机、机器人等包含在内）、生物医药与公共卫生等。

美国的“非共识”部分主要在于，是否要将这些产业/供应链带回美国本土（顺便复兴美国制造业），还是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友邻外包”？我们看到，从先进芯片制造（主要由台积电在台湾生产），到苹果iPhone的制造，美国国内都有明显分歧）。

二是减少美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以此削弱中国制约美国地缘战略的能力，强化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权。这个诉求本质上就是“脱钩”逻辑——减少双方的经济依存度，但未必指向特定产业，但在落地时，往往可能带有“非对称性”（即扶持美国利益、打压中国利益），以及选择从敏感的战略产业下手。

具体方向，包括：

贸易：减少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的依赖（减少中美贸易额及中国对美顺差、减少对华贸易额占美全球贸易额的比重等）；限制美国对华提供的服务贸易（涉及技术竞争、产业政策、安全等领域的服务；娱乐、文化等意识形态输出领域可能除外；在教育/留学领域有较大争议）；

投资：减少美国和中国的双向投资，一是限制中国投资于美国，二是限制美国投资于中国。投资方面必然和行业属性密切相关，即看相关行业或标的是否涉及中美战略竞争与博弈。中长期看，美国可能还希望减少美债对中国的依赖——尽管落实起来很困难。华盛顿和民间也希望看到美国企业减少对华投资，削弱其为维护在华利益进行政治游说的动力。

共识4：设法限制中国战略产业的发展和追赶

美国要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之中保持优势，就需要在关键的技术和产业领域保持优势，一方面要求美国在相关领域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则是设法限制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发展和追赶。

而美国要做到后一点，无非两种手段。

一是被动防御，即避免向中国的相关领域输送资源，包括经验、技术、人才及资本；二是主动出击，对相关领域的中国企业和实体进行打击，例如纳入各种实体清单，实施技术出口管制。在实践中，被动防御和主动出击的边界往往是模糊的，很难清晰界定。

基于这个共识，对于很多未来趋势就可以做出判断了：

——切断企业的商业和技术联系。在相关领域，美国企业与中国实体的合作将受到日趋严格的审视和限制。因为美国担心任何形式的商业合作，最终都可能导致美国企业向中方转移关键技术和能力，或者赋能中国实体的发展。

这里要考虑到华盛顿和民间对大型跨国公司的不信任：他们认为企业完全是逐利的，不会考虑美国利益和美国安全，为了获得中国市场，不惜让渡美国技术。

基于此，除了现有的政策和框架外（主要是技术出口管制），中长期看，美国有可能出台更多的立法和政策，而美国相关领域企业在华投资（例如设立研发中心）、以任何形式共享技术、在华培养人才，或者聘请中国籍员工等，都会受到更加严格的审视。

同样，中国对美国关键领域企业的投资，只要超出纯财务投资的范畴，也会遭到严格限制，因为美国担心中方把投资作为“后门”，获取商业及技术机密。

——切断金融和资本层面的联系（金融脱钩）。除了限制中国投资美国的关键产业，最重要的是限制美国资本及金融市场对中国关键产业的扶持。

这里也要考虑，华盛顿民间对于华尔街一直高度怀疑，认为金融资本完全是逐利的，从来不会考虑美国的安全和利益，最终也只能靠政府出台立法和政策。

而相关的精神以及落地的方向，已经充分反映在特朗普签署的《美国优先投资政策》（American First Investment Policy）里。中长期趋势是金融脱钩：在相关的战略产业领域，美国资本不投资中国的企业和项目；美国证券市场不给中国企业提供融资平台。其目的，当然是限制中国企业发展。

——切断学术和科研层面的联系（学术脱钩）。伴随中美科技竞争的升级，可以预计将有越来越多专业和领域被美国设定为具有战略属性，由此，将限制相关领域的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访问，限制相关领域两国学者的学术交流及合作；限制中国籍人士在美国关键产业及技术领域担任职务等。

那么，以上，涉及哪些产业和技术领域呢？《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列出的关键产业、关键领域、关键基础设施包括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量子信息科学、先进通信、生物技术、航空航天、先进制造等等，且明确后续会根据产业和技术发展，不断拓展和外延。可以预想，未来，一切可能影响中美竞争格局的前沿科技领域都会被纳入限制范畴。而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竞争格局日趋激烈的环境之下，关键领域的脱钩只可能进一步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