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通过海洋贸易，宋朝能够获得丰厚的财富。正是在这种利益的驱动下，宋朝境内的各个社会阶层都纷纷加入到这一行业，形成了本土海商的多种类型。与此相对，前来宋朝进行贸易的外来海商主要来自大食、高丽、日本、占城等国，他们的组成相对较为简单。中外海商在宋朝的活动范围不仅限于沿海地区，还包括当时的政治中心。

宋商的海外活动不仅涉及东亚、东南亚和南亚，还曾经到达东非沿岸开展经济交流。

本土海商的地域性分布

在两宋时期，本土海商的来源主要是沿海地区，尤其是南方的两广、两浙和福建路等地，以及北方的密州等地方。为了谋生和获取更多财富，居民们利用靠近海岸的地理优势，参与海上贸易。这些地区通常设有市舶司，或是临近市舶司的所在城市，使得海商在出入境时能够方便地接受朝廷的管理。

两广地区地理位置优越，拥有良好的港口，非常适合海商出海经商。广南地区的海商，如陈文远、李文通和庄文宝等，早在宋显宗时期就开始与高丽进行贸易。还有一些知名商人，如陈德安和樊密，曾向南华寺捐赠木雕罗汉像，而樊氏更被认为是当地的豪家大姓，在当地有着一定的影响力。

除了这些，广南路的雷州和化州也是海商频繁出船的地方，可以看出这两地也有很多海商参与到海外贸易中。

两浙地区的海商

广州从唐朝开始便设立了市舶司来管理海商的贸易活动，往来的商人中不仅有外来的蕃商，也有大量本土海商。在两浙地区，海商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杭州、明州和台州等地。由于这些地方设有市舶司，管理贸易的便利性较高，因此本土海商在这里非常活跃。

例如，来自临安府的谢国明因参与海外贸易而留居日本，最终成为了当地的宋商领袖。而在天圣九年（1031），台州的陈惟志等人也曾前往高丽进行贸易。

在宝元元年（1038），明州的陈亮与台州的陈维绩等147人便前往其他国家献土物。两浙地区的海商数量庞大，频繁地往来于宋朝与其他国家之间。

福建地区的海商

福建地区的海商活动也相当频繁，苏轼曾指出福建路多以海商为业，这显示出当时福建地区有大量的居民从事海外贸易。福建之所以形成如此盛大的海商活动，原因主要在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一方面，福建多山少田，土地有限，尤其是泉州一带，人口密集而土地紧张，农业生产受限，因此部分居民不得不转向其他行业谋生。另一方面，福建临海，交通便利，容易与外界进行经济往来，因而成为了人们倾向从事海外贸易的区域。嘉定年间，有官员曾指出，漳州、泉州、福州等地的居民纷纷参与到海上贸易中。 北宋时期，北方的密州板桥镇也设有市舶司，说明北方亦有一定数量的海商。然而，南方仍然是海商的主力所在。南方的茶叶、瓷器、丝绸等商品产地集中，运输这些商品至海外比北方更为便捷，从而为南方的海商提供了更多的商机。 本土海商的构成 宋代通过海外贸易获得的巨额利润吸引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参与。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甚至是从事其他职业的人，都纷纷投身到这一行业。正是由于这些不同阶层的参与，才使得宋商在海洋贸易中显得格外活跃。 其中，一些海商把海外贸易作为自己的固定职业。职业海商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拥有巨额财富的大商人，另一类是中小型海商。比如温州的张愿家族，世为海贾，在海上往来多年。而四明人郑邦杰，也以海上贸易为生，往返于高丽和日本之间。 另一方面，一些中小型海商多为生活所迫，他们通过参与海外贸易来维持生计。例如，漳州的海商大多为普通百姓，他们所赚取的利润只能维持日常生活，难以积累财富。 有些海商起初并不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后来因为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他们才转向这一行业。比如建康的杨二郎和台州的郑四客，他们最初并非商人，后来依靠海外贸易获得了巨额财富。 官员与僧道的参与 除了职业海商，许多官员、将军和宗室成员也曾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海外贸易中。南宋时期，雷州知州郑公明在任职期间便多次组织运输铜钱到海外进行贸易。另一位南宋将领张俊，为军中的老卒提供资金，让他们通过造船和参与贸易获取利润，结果赚取了数倍的财富。 对于官员参与海外贸易，朝廷曾下令禁止，但这种禁令并没有得到彻底执行，许多官员仍然通过这一渠道谋取利益。甚至赵姓宗室的成员也曾参与海上贸易，导致社会上对于官员经商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 另外，寺院和僧人也未能免受利益的诱惑，许多僧人跟随海商一起开展海外贸易。例如，泉州的王元懋本是寺庙的僧人，后来也加入了海外贸易的行列，而福严禅院的僧人则多次通过海上贸易筹集修建寺院所需的资金。杭州的僧人净源也曾参与海上贸易活动，甚至一些道人通过经商获得了大量财富，生活奢华。 这些僧人不仅从事商业活动，还吸引了更多的僧侣加入其中，他们的目标不再是修行，而是追求富贵和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