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的实施，让秦国迅速崛起，军事上连年获胜，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之首，横扫六国，建立了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制王朝。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商鞅变法如此成功，为什么其他的六国没有学习秦国的经验，直接照搬这一套呢？ 实际上，从根源上说，秦国的变法其实也是从魏国借鉴而来。魏国的李悝开创了战国时期的变法先河。在政治上，他改变了过去的贵族世袭制度，改为按能力选拔官吏。在经济上，鼓励民众开垦荒地，废除原有的井田制度，允许土地私有和买卖。在军事上，实行武卒制，建立了职业军人体系，每年进行考核，优胜劣汰，确保了军队的高质量。因此，魏国曾一度强势崛起，甚至一度压制了秦国的地位。 除了魏国，其他国家也有一些改革。例如，赵国实施了胡服骑射，改变了赵国人传统的宽大服饰，学习胡人更加适合骑马打仗的装束，从而大幅提升了军事实力。 不过，相比其他国家的改革，商鞅变法更为彻底。它彻底改变了以周礼为文化基础的国家，将秦国打造成了一架没有人性的战争机器。 商鞅变法的核心理念就是耕战结合，百姓分为农和兵两种身份。除了这两样身份，其他一切都不重要。普通百姓的唯一任务就是耕田或者上战场，成为没有思想的工具，随时待命，充当杀戮机器。 商鞅变法的一个诱人之处就是二十等级爵位制度。通过按人头计件的方式，激励百姓在战场上杀敌，凭借个人的表现获得社会地位和财富。这种激励机制大大激发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释放了生产力，也大幅提高了战斗力，这在当时看来是非常进步的做法。 但商鞅变法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商鞅的法令严苛，全国人民处于高压状态，民众没有自由，且还鼓励互相揭发，实行连坐。百姓只要稍有不慎，就可能触犯法律。 秦国的士兵之所以愿意为国家杀敌，并不仅仅是为了个人财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通过立下军功，不仅能为家人赎罪，还能免除家人被奴役的命运。如果士兵战死，爵位还可以继承。这套激励制度让秦国士兵在战场上拼死杀敌，充满了牺牲精神。 但从人的角度来看，秦国人民真的幸福吗？如果能选择，他们愿意成为当时宇宙第一强国的一员吗？上党郡的百姓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上党郡原本是韩国的领土，在秦国多次侵略下，韩国不得不割让上党这一飞地给秦国以换取和平。然而，上党郡守却不愿归顺秦国，带领全郡百姓投奔了赵国。即使他们明知这样做会遭遇秦国的疯狂报复，最终导致了长平之战，40万赵国百姓葬身战场。 从六国人民与秦国人民的区别来看，最大的不同便是自由。 商鞅变法虽然让秦王富有，但却让所有百姓都处于困境。相比之下，其他六国的百姓自由度要高得多，能够自由迁徙，私产也得到更好的保护。 而在秦国，普通百姓被束缚在土地上，除了辛苦劳作，就是不带薪水地为国家上战场，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杀戮。尽管秦国扩张迅速，军事力量强大，但这种做法让人看起来没有底线，简直就是卑鄙无耻。 即便各国君主不断被秦国打败，尝试学习秦国的变法，但由于民众的强烈反对，其他国家很难照搬秦国的做法。 从某种角度来看，秦国的兼并六国带来了进步。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一种退步。 周朝通过取代殷商，建立了华夏认同的共同体。与殷商四处征战、实施人殉制度不同，周朝通过周礼来维持天下秩序，实现了天下太平。周礼虽然并不完美，但相对文明，许多夷狄部落在周礼的教化下，最终融入了周文化圈，这是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了文明的扩展。即便诸侯国之间存在矛盾，战争的烈度也相对较低，死亡率极低，通常一场战争就像比武一样，几小时就能解决。 因此，作为殷商后裔的孔子感慨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国学大师钱穆解释道：周代借鉴了夏、殷二代的制度，其所有礼乐制度何等美好！他支持遵循周代的治国理念。 然而，进入战国后，商鞅的军功制让战场上充斥着大量杀戮，民众的痛苦也因此加剧。可以说，秦国从周朝的文明到商鞅变法的过渡，实际上是从文明走向了野蛮。 或许有人认为，秦朝统一了六国，结束了六国间的纷争，为百姓带来了和平，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文字，这些是千古功业。确实，秦朝的统一为中国历史发展留下了深远影响。 但不可忘记的是，秦朝从统一到灭亡仅仅用了14年。在这14年里，百姓经历了更加深重的战争浩劫，人口从2900万锐减至750万，损失了70%的人口。这个数字远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 秦朝的灭国并不代表它比其他国家更文明，秦国的崛起更多是依靠军事力量的压制。和同时期的齐国相比，齐国创办了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稷下学宫，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社会科学院与政府智库。 尽管稷下学宫由政府创办，但齐国统治者通常不干涉学宫的运作，反而崇尚宽容，秉持有容乃大的理念。在稷下学宫的150年历史中，儒家、法家、杂家、阴阳家等多个学派并存，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

然而，随着秦国的崛起，这座思想的圣殿最终被碾碎。百家争鸣的时代彻底结束，思想的多样性也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