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生的去处变成来处

当最初的来处成为最后的去处

生命的脉络必定更加深远

更加清晰可辨

《脉与络》

赵燕飞 著

2025年12月

血缘与亲情，故乡或老家，那是我的来处，我的人生之脉；当我前往不同的地方，与不同的人有了交集，那是我的去处，我的人生之络。那些难以忘怀的过往，那些时隐时现的梦想，那些认真活着、努力去爱的人，让我笔下的每一个字符都有了温度，有了痛感，有了持续生长的勇气。

当人生的去处变成来处，当最初的来处成为最后的去处，生命的脉络必定更加深远，更加清晰可辨。

天地与日月同在。那些生生不息的故事，仍在继续。

内容简介

《脉与络》是一本当代女性的散文集。收录十八篇散文作品。作者是七零后女性，以她独有的细腻和敏感，书写普通真实的生活内容，体味父母亲情，回忆童年和少女故事，记录养花、看病日常，记录亲人生病、去世带来的伤痛和解悟，在如细水长流的讲述中呈现一位知识女性的内心和情感。文笔流畅，情感真挚，将日常生活深层的爱与恋、痛与怕、得与失写得收放自如，在自然亲切的讲述中唤起读者心中的情感共鸣。

作者简介

赵燕飞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邵东人，现居长沙。出版长篇小说《明月几时有》，中篇小说《一万个赞》，中短篇小说集《等待阿尔法》《浏阳河上烟花雨》《一声长啸》《浪漫极了》《手心里的痣》，散文集《草长莺飞》，多部作品入选《小说选刊》《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重要选刊或年度选本，曾获“中骏杯”《小说选刊》双年奖读者最佳印象奖、第六届毛泽东文学奖、《湘江文艺》首届双年优秀作品奖（散文）、第四届三毛散文奖、第十届冰心散文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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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片段赏析

父亲从部队退役后分到一家国有煤矿，成了采煤工。常年下井的人，大多有颈椎病和风湿病，父亲也不例外。为了去湿气，也为了补身体，父亲下班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喝掉那碗由母亲调制的甜酒冲鸡蛋。

甜酒是母亲自酿的糯米酒，鸡蛋是母亲散养的母鸡下的。母亲之所以能够喂鸡，是因为矿里分给我家的房子位于一楼。住一楼有个好处，可以在屋后的空地种点小菜，也可以搭个小棚子之类的，喂点鸡鸭或小兔子。母亲参照邻居的做法，弄了些红砖和木头，建了一个矮矮的鸡窝，喂了十几只鸡。那些鸡所生的蛋，母亲会一个个捡起来，存在一只竹篮子里。

每当父亲快下班时，母亲就从竹篮子里摸一个鸡蛋出来，在菜碗的边沿磕一下，将蛋壳掰开一点缝隙，让蛋白和蛋黄都流进菜碗里，又用一根手指在蛋壳里面划一圈，白色表皮连同剩余的蛋白都被母亲抠在菜碗里。母亲拿起筷子，将蛋白和蛋黄搅在一起，直到分不出哪是蛋白哪是蛋黄时，才拎起烧水壶，将刚刚烧开的水倒进碗里，黄色的蛋液马上变成了好看的蛋花。母亲打开装了甜酒的大罐子，舀两大勺甜酒放进碗里，又拿起筷子搅了好一会，酒香混杂着略带腥气的蛋香，在屋子里四处弥漫。

我站在母亲身后，眼巴巴地望着母亲磕鸡蛋冲开水舀甜酒，又怕母亲听见我吞口水的声音，只好转身走开。鸡蛋只有那么多，除了用来给父亲冲甜酒，还是我家餐桌上的重要荤菜来源。母亲又是那么省吃俭用，我不想让她为难。

父亲喝了几十年甜酒冲鸡蛋，早就腻了。退休之后，父亲再也闻不得甜酒冲鸡蛋的气味，母亲也不再劝他逼他了。

我们都知道，父亲最喜欢喝的其实是烧酒，母亲熬制的烧酒。

当年住在老家周官桥的时候，母亲常熬烧酒，我至今仍记得熬制烧酒的大致流程：将淘洗干净的糯米倒进蒸锅里，加几大勺水，灶里塞着粗壮的干柴，火苗舔着锅底，蒸锅里飘出诱人的香味。我一直守在灶前，当母亲揭开蒸锅上面的锅盖时，我赶紧将早已握在手中的饭碗和饭勺递给母亲，母亲一边骂我“好呷婆”，一边给我盛上满满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糯米饭。刚出锅的糯米饭又香又黏，不用任何下饭菜，我可以一口气吃完一大碗。

母亲将糯米饭从蒸锅里端出来，倒在一个干净的大竹盘里，放一会，再往里面洒一杯凉开水。我拿起饭勺想去拌糯米饭，母亲要我别帮倒忙，我就收了手望着母亲往糯米饭上撒酒曲。母亲将酒曲和糯米饭拌匀后，装进那只褐色的大坛子里，盖好盖子，又在盖子上面压了一床厚棉被。

我问母亲糯米饭为什么比我们还怕冷，母亲说这样做出来的糯米酒更香更甜。

糯米变出了糯米酒，糯米酒要变成烧酒还得熬。母亲熬烧酒时，我喜欢凑在旁边看。糯米是在灶屋的柴火灶上蒸熟的，熬烧酒的大土灶却在屋后。这个土灶比灶屋里那个柴火灶大很多，蒸锅也大很多，旁边还连着一根小管子，小管子的另一头塞在一个塑料酒壶里。母亲将糯米酒倒进大蒸锅里，盖上锅盖，锅盖边缘用湿布条塞得严严实实。母亲不停地往土灶肚子里塞干柴，火苗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大蒸锅开始冒热气时，就有透明的酒水沿着那根小管慢慢往下淌。酒壶里的酒越淌越多，我很想尝几口，母亲却不同意。母亲偶尔会煮甜酒给我们喝，但从不允许我们喝烧酒。我怀疑母亲不是担心我们喝醉，而是因为这些烧酒都要留给父亲拿去矿上喝。

母亲不知道，趁她不在的时候，我偷偷尝过烧酒，那种辣得喉咙要冒烟的感觉，一点都不好受。

父亲回家拿酒的时候，我比母亲还开心。父亲会给我们带好吃的，有时是舍不得嚼碎的糖粒子，有时是嘣嘣脆的炒米糕。有一天，父亲拎回一台当时还很稀罕的收录机，惹得村子里的老老少少都跑到我家来看热闹。

我盼望父亲回家，哪怕他从早到晚没和我说几句话。

我最盼望的，是跟着父亲叉泥鳅。

吃过晚饭，暑热渐渐散去，月亮出来了，星星也出来了。蛙声和虫鸣此起彼伏的时候，父亲去找手电筒和木柄铁叉，我连忙提起那只绿色的小塑料桶，紧紧跟在父亲身后。父亲不说话，打着手电筒在前面大步走，我拎了塑料桶小跑着在后面追。稻田里，黑黢黢的禾苗站得直直的，当父亲的手电筒照过去，它们就变成了油亮油亮的深绿色。手电筒的光束不再游移的时候，我的心跳骤然加快。果然，父亲高举铁叉，嗖地往稻田里用力一叉，又飞快拔出铁叉，将叉尖伸到我的面前。只见亮闪闪的铁叉中间卡着一条黑乎乎的泥鳅，它的身子左右扭动着，发出“吱吱”的呻吟，嘴里吐出白色的泡沫。不用父亲开口，我赶紧把塑料桶放在铁叉下方，将那条可怜的泥鳅撸到塑料桶里。

父亲的铁叉扑空时，我会哎呀一声，父亲仍不说话，边走边用手电筒去照脚畔的稻田。运气好的时候，只需转完两三丘稻田，我手里的塑料桶差不多就能装满。回家路上，我小心翼翼地提着桶子，很想大声唱几句，可父亲一句话都不说，腰板挺得比禾苗还直，我也只好一句话都不说，认真盯着脚下的路。有一回，快走到家门口了，我却脚下一滑，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手里的塑料桶倒在身旁，大大小小的泥鳅在我眼皮子底下摇头摆尾，我急忙爬起来捉泥鳅。父亲还是不说话，蹲下来和我一起捉。

叉泥鳅的第二天，父亲会亲自下厨。父亲又高又瘦，家里的灶又矮又肥。父亲弯着腰站在灶前的样子，像一张薄薄的弓。父亲要煎泥鳅了，我主动坐在灶前烧火。铁锅烧红了，父亲往锅里扔几块刚切好的肥肉，拿起锅铲翻几下压一压，翻几下又压一压，锅底很快铺了浅浅一层油，父亲一只手握住木锅盖，斜挡在我面前的铁锅上方，再将沥好水的泥鳅往锅里一倒。哧啦哧啦的声音响起来，等锅里的热油不再四处飞溅的时候，父亲会将斜立着的锅盖放在一旁，不时给锅里的泥鳅翻一下边，当那些黑乎乎滑溜溜的泥鳅煎得焦黄时，父亲就用筷子将它们夹进一只大菜碗里，再往锅里倒一小撮蒜蓉和半碗青椒丝，来回翻炒几下，从大菜碗里拨几条煎泥鳅放进锅里，想了想，又拨几条煎泥鳅放进锅里。我站在灶旁，闻着那股越来越浓的香味，嘴巴有些发黏。终于，父亲从锅里夹了一条胖泥鳅伸到我面前，我张开嘴巴接了，顾不上烫，胡乱嚼几下就吞进了肚子里。

父亲将青椒炒泥鳅端到饭桌上，转身又炒了一碗小白菜。一家人围坐桌前，我和母亲都吃得飞快。父亲挺着笔直的腰杆，端着他那只专门用来喝酒的陶瓷杯，抿一口烧酒，咬一截煎泥鳅，嘎吱嘎吱地嚼着，腮帮子一鼓一鼓的。父亲又抿一口烧酒，咂巴咂巴嘴，咬一截煎泥鳅，嘎吱嘎吱地嚼着。父亲慢慢地喝，慢慢地嚼，咬完一条煎泥鳅，起码要喝三四口烧酒。我有时替父亲急，他吃一条泥鳅的工夫，我可以吃完半碗饭了。

因为父亲很少回家，我们叉泥鳅的次数并不多。我十二岁那年，母亲带着我们搬到父亲工作的煤矿生活，所有的农具，熬烧酒的工具，还有那柄铁叉，全被母亲送给了邻居。矿里分配的房子小得可怜，母亲即使想熬酒，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好在矿区附近有农民熬烧酒卖，母亲和他们说好了，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送两壶烧酒到我家。这些烧酒也不是父亲想喝就能喝的，上班时不能喝酒，下班后要喝母亲调制的甜酒冲鸡蛋。只有轮到休息日，父亲才能拎起墙角的那壶烧酒，拧开壶盖，往陶瓷酒杯里倒上满满一大杯。

父亲喜欢喝烧酒，可他的四个儿女都不会熬酒，甚至没一个能喝酒的，每逢过年过节，我们都只能买瓶装酒孝敬父亲。父亲并不挑剔，随便我们买什么酒回去，他都照单全收。

选自本书篇目《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