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投龙》：投龙，是将写有谢罪、祈愿的文简，与金龙、金钮、玉璧等仪式性器物用青丝捆扎，一并投入山川中的仪式，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山川祭祀活动。沙畹的《投龙》是对这一仪式进行系统考察的首部论著，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教关系及象征体系的奠基著作之一。

[法]沙畹 著；巫能昌 译

他跟以往的前辈学者不同，两次来中国（1889—1893 和1907—1908），两次登泰山（1891 和1907），与中国有直接而广泛的接触。《封禅书》讲山川祭祀，让他迷上泰山，泰山有投龙碑，让他迷上投龙，一发而不可收。

《泰山》出版于1910 年，正当其盛年；《投龙》出版于1919 年，已在身后。他是一眼定终身，爱上中国。

万事起头难。沙畹的贡献在于，他提供了一种认识中国的角度——从中国的宗教传统认识中国，因此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李零

1893年6月，年仅28岁的沙畹带着他的《史记》法译稿，从北京赶回巴黎，就任法兰西公学“汉满鞑靼语言文学”第四任讲席教授，并由此开启了法国汉学的百年辉煌。

他摆脱了前代汉学家的局限，既熟悉中国文献，又对中国文化有切身体验。作为巴黎学派的领军人物，其学术成果和治学方法对整个西方汉学界影响深远。

什么是中国古代的投龙仪式？

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地区，许多地方崇拜都建立在山中洞穴和谷壑里，那里的幽暗是滋养神秘感的温床 ；或者在泉水附近，那里似乎总有神秘生命不断涌现；又或者在湖泊旁边，那里回旋的涡流引人入迷。

若要洞悉这些崇拜在中国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们必须转向道教，因为它吸纳了所有与自然神力相关的信仰。

公元7至14世纪，道教中有一种仪式，旨在 向洞穴、谷或泉水投掷铭刻于金石之上的祈愿告文，再由金属制成的小龙充当使者，将这些告文呈递给神明。

我们打算研究的便是这种被称为 “投龙简”的仪式之实践。

投龙不仅是道教仪式，还兼具国家祭祀的性质，其祈福对象往往是皇帝、国主或国家本身。

这个面向在《投龙》中有充分的体现。总的来看，和《泰山》类似,《投龙》同样可以说是 研究中国古代政教关系及象征体系的奠基之作。

692年2月17日道士马元贞投龙的地方

泰山是五岳中名胜最著者，济渡则为四渎之中道士最常前往之处。济水最东边的发源地在河南省怀庆府济源县东北，其源之 水自东往西流过重要的济渎庙，此即692年2月17日道士马元贞投龙的地方。

济源县北半里有垂拱元年（685）建奉仙观，里面有老子石像，以及李审几撰、沮渠智烈书石像碑，其中提到同年即垂拱元年，“奉为高宗天皇大帝，于奉仙观敬造老君石像一座，并夹侍二真人”。像碑侧面刻有692年“马元贞投龙记”文。

这个道士被高宗的遗孀武后任命前往五岳四渎宣告大周革命，即易唐为周。马氏先后在 691年3月和692年2月投龙于东岳泰山、北渎济源，这似乎就是以武后之名来举行宗教仪式的官方巡历。

泰山岱岳观西碑南面第一层拓本

碑文记录了武则天时期（698年1月19日）投龙

“投龙”仪式不仅是简单的供奉，更是一封封沉入“天地信箱”的密信，关乎着国家的命运、皇祚的绵长。沙畹的《投龙》首次系统揭示了投龙这一道教科仪，书中不仅列举相关的银简、碑文，而且考证洞天福地的历史，更深刻展现隐藏在仪式背后的、古代中国关于权力、信仰与宇宙秩序的完整象征体系。

2.《古埃及的图像与书写文化》：约翰·贝恩斯教授是埃及学家中转引率最高的学者之一，他不仅是古埃及艺术研究领域的权威，而且是埃及学家中最早的“跨界”学者。本书对于埃及学的专业学者和古代文明的爱好者，都是不可多得的学术力作。北京大学拱玉书教授、颜海英教授推荐。

[英]约翰·贝恩斯 著；颜海英 刘璠 译

在古代埃及， 艺术产品与文字是密不可分的，此二者对于该文明的高级文化核心都至关重要。

文字在国家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不论国家的构建还是高级文化的形成都离不开文字。多数文献是为管理目的而创作的，但这并不会降低其非管理性用途的重要性。

埃及文字最早出现于公元前第四千纪晚期，之后分阶段发展，直到第二王朝晚期，文字书写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明确结构，并在某些情况下被用来记录连贯性的语言。

在这一持续四百年的过程中，文字是一种非常有限的工具。 它被应用于行政管理和艺术表达，但其目的并非从一开始就是用完整的语法形式进行记录。

这种有限的书写形式对于社会精英阶层内部的行政管理、艺术表达而言是一种关键的交流手段，但其对于这些圈层之外的影响可能是间接的。

在一个社会迅速向国家演变的过程中， 行政管理、书写和造型艺术是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创造。书写无疑从另一方面影响了社会的组织，尽管其最初形式产生影响的程度和路径还不是很清晰。

在早期文明中，埃及人是最关注纪念物创造的民族之一，并且 在大大小小的“纪念性”物品上使用"碑铭体”文字。在文字使用方面和埃及人最接近的也许是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玛雅人。

埃及文字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是，它在各个时期都分为“ 碑铭体”和“草书体”，而古王国及以后的文字，通常被定义为 “圣书体”和“僧侣体”。

牛津大学埃及学荣誉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约翰·贝恩斯教授是著名的埃及学家，一生致力于对古埃及文化、艺术、宗教等领域的探索。这本书立体地展现了他颇具学术影响力的两个领域——书写文化与图像文化，集合了关于古埃及文明研究的两种主要机制，对于文明研究中的理论、比较和分析等核心问题亦做出重要贡献。这可以说是一部集大成之作，作者采用了跨学科的视域，综合了考古学、人类学、艺术史以及埃及学的见解，同时也为进一步的探究提供了具有远见的出发点。

3.《从笛卡尔到尼采的形而上学中的神、人、世界》：洛维特最重要的哲学作品之一，精炼阐述了笛卡尔、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施蒂纳、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萨特等著名哲学家的思想，并在最后一章中着重讨论了斯宾诺莎。

[德]洛维特 著；安靖 等译

追问那个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结果，即：神、人、世界被缩减为人和世界。

如果用一个可以充当线索的表述来表达就是： 哲学史的道路从希腊人的宇宙——神学开始，中经基督教的人类——神学，最后到达人的解放。

人从希人的神圣宇宙和《圣经》的超世界的神那里解放出来，而且还最终接过了创造人类世界的任务， 哲学在与此相当的程度上成为了人类学。

在这种从一切可能的束缚那里脱身而出的解放活动的终点， 是尼采的独特尝试，亦即重新赢获基督教之前的世界的尝试。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他提出了超人学说：超人是随着神的衰落崛起的，而且还教导人们认识那自己意愿自己的世界的永恒轮回。

他将神性赋予了这个世界，这个被他称为“狄奥尼索斯式世界”的世界。

斯宾诺莎哲学不是任何“主义”，它是自成一类、别具一格的

1660年，在被犹太教堂诅咒并革出教门后，斯宾诺莎从阿斯特丹搬到了离恩德海斯特（笛卡尔 1643年在此撰写了《哲学原理》)不远的村子莱茵斯堡，并且在这里撰写了《笛卡尔哲学原理》。

斯宾诺莎哲学既不是一种“夸张的笛卡尔主义”（莱布尼茨），也不是一种半途而废的自然哲学——因为它既没有以先验哲学的方式被深思熟虑，也没有以动力学的方式被理解把握（谢林），当然也不是“无宇宙主义”（黑格尔）和“泛神论”（雅各比）。

总的来说，斯宾诺莎哲学不是任何“主义”，它是自成一类、别具一格的，因为斯宾诺莎本人置身于圣经的人类——神学传统之外，并且通过这种方式重新赢获了一种对于人和世界的自然式理解。

著作所拥有的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的原因或许就在于作者的特殊地位：

斯宾诺莎脱离了犹太教，但也并没有皈依基督教，而且还对这两个传统都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斯宾诺莎肯定了一个无目的、超善恶的自然世界，并由此获得了解放。

这在尼采看来非同寻常，因为斯宾诺莎由此脱离了整个圣经思想的范围（圣经思想的道德神总是意欲某物且以某物为目的）。

洛维特认为现代思想无法真正克服虚无主义、重新实现人对自然世界的归属，即便是试图“将人重新迻译入自然”的尼采。

但在“发现”斯宾诺莎哲学之后，洛维特看到了一种“真正拥有未来的思想”，它克服了尼采自然哲学的缺陷，并且向我们揭示了一种无目的的、永恒的、与自然合一的生活的可能性。

4.《唐宋时期的妻子和女儿：让历史记录说话》：以唐宋时期的女性为主角，通过法律文书、家庭账簿等一手史料，还原妻子与女儿们在家庭、经济和社会中的真实角色。

[日]大泽正昭 著；李艳丽 译

古代史研究史料稀少，那我们如何能够理解当时的完整社会情况呢？

诚然，历史研究的史料很少，又极其偏颇。但是，史料丰富并不等于了解历史。现代史等史料过于庞杂，反而很难切中本质。

关键在于如何对那些偏颇的史料进行深层阅读，如何从中汲取丰富的内容。

如何修正这些偏见而逼近历史的核心就是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自古以来普遍不认可女性从事家庭之外的劳动，这就是内外有别——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观念。以下将对唐宋时期的女性与劳动，及其与生业之间的关联结合史料展开讨论。

5.《新时代学生字典》(第2版)：参考新教材、体现新规范，一部适合新时代学生使用的新型语文字典。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

第一，规范。收录《通用规范汉字表》中规范汉字和表外的统编教材用字等13000多个。

第二，实用。设有注音、笔画、部首、笔顺、释义、组词、提示、辨析、字源、字谜、知识窗、经典名言等10余种功能，贴近学生学习。

第三，新颖。收录近年来的新词新义新用法，反映新时代新成果；讲解字词中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地域乡村文化。

第四，丰富。14种附录，高效积累语言文化知识；90余幅插图，直观展现丰富多彩的人文历史与自然世界。

第2版在上一版的基础上，增加收字量，对内容进行了修订，更好地满足读者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