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诸侯伐董”战争随着孙坚成功攻入洛阳、董卓和吕布败逃长安而结束。实际上，这场战争并没有《三国演义》中那样宏大的场面，反而因罗贯中对讨伐军正义性的刻意渲染，加入了大量虚构的情节。例如，刘关张三英大战吕布的情节，实际上，吕布从未与刘关张交过手，而且历史上也没有所谓的“虎牢关”之事。

此外，作为总大将的袁绍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亲自南下，他在战争中的角色与《三国演义》中的描述大相径庭。事实上，袁绍从始至终并未踏足黄河以南，因此也没有《三国演义》中他与曹操一起在河南统领诸侯的场景。而河内的局势也不允许袁绍离开，匈奴人的骚乱以及诸侯间的纷争，最终导致了袁绍的失败。

真正打败董卓军的将领是孙坚。孙坚不仅具备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丰富的战斗经验，早年他曾与董卓在凉州并肩作战，成功击退了北方鲜卑和羌人的多次入侵。因此，他对董卓和其麾下精锐凉州军团的应对方式极为了解。

回顾诸侯伐董战争的历史，事情的起因颇为复杂。最初，董卓在洛阳与袁绍发生激烈言语冲突，双方在涉及国家未来的大计上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袁绍反对董卓废黜汉少帝，处决何皇后。随着二人矛盾公开，袁绍联合袁术等人分兵四处，准备通过武力反抗董卓。随后，因拥立刘虞的问题，袁绍与董卓再次分裂，袁绍麾下的河内与酸枣两大军团解散，实际上，南方的袁术成为了诸侯伐董战争的实际领导人。

孙坚凭借斩华雄、打败吕布、攻占洛阳的赫赫战功，很快在诸侯间建立了威望。与此同时，袁术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袁绍的嫉妒和不满。

公元191年4月，董卓顺利抵达长安并收获了一个好消息——长期与韩遂、边章在凉州前线对峙的皇甫嵩渐渐不支，最终带着3万残部投向董卓。此时，董卓几乎已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所有人都对他心生畏惧。

与董卓的稳步上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袁绍正在面临一场接一场的困境。他刚刚经历了连续的战败，曹操、鲍信、刘备和王匡相继败北，拥立刘虞的计划失败后让他成了众矢之的，扶罗临阵变节，原本的联盟分崩离析，孙坚接连获胜，袁术也在南方崭露头角。对于袁绍来说，几乎没有一件事情值得高兴。

更为不幸的是，在袁绍最困难的时刻，他最信任的朋友韩馥也开始转变态度。由于河内军团解散，韩馥负责的邺城后勤管理也开始有所松懈，不仅停止了对袁绍粮草的供应，还暗中指派冀州兵马驻扎在河阳，名义上是防止董卓军追击河内残部，实际上却在监视袁绍的动向。由于韩馥的“小动作”，孙坚攻占洛阳后，袁绍的部队无法顺利渡河争夺胜利果实，这也为袁绍最终夺取冀州埋下了隐患。

同年，曹操和周昂从袁绍处南下，在途中听闻东郡深受黑山军和南匈奴侵扰。于是，他们联合军民反击，成功打败了黑山军与南匈奴。眼看局势不妙，眭固和于扶罗两位将领决定投奔袁绍，后者也借机招募他们，逐步扩大了势力范围。尽管如此，袁绍仍面临后勤问题，长期驻扎河内的局面已不可持续。于是，他开始考虑返回渤海休养，并筹划夺取韩馥的冀州。

此时，韩馥与手下刘子惠发生了严重矛盾。袁绍趁机指派刘岱写信给刘子惠，试图寻求支持。然而，信件阴差阳错被韩馥截获，愤怒的韩馥威胁要处死刘子惠，经过亲信的劝解，他才决定暂时放过刘子惠。这件事标志着韩馥与袁绍的关系彻底决裂。

袁绍在许攸和逄纪的建议下，计划联络幽州的公孙瓒南下与之共同瓜分冀州。公孙瓒名义上是为了讨伐董卓，实际上则是为了争夺冀州。得知此事后，韩馥立刻组织军队北上，双方在安平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冀州步兵对幽州的骑兵毫无招架之力，最终韩馥大败，仓皇逃回邺城。

袁绍深知韩馥根本不是公孙瓒的对手，于是派人劝说他让出冀州，承诺保护其性命。最终，袁绍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冀州。然而，袁绍并未兑现承诺，韩馥绝望之下选择自尽。尽管韩馥并非袁绍亲手所杀，但与袁绍的种种纠葛毫无疑问加速了他的死亡。

通过袁绍夺取冀州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官场上的狡猾与阴险。韩馥的结局，或许早已在袁绍心中设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