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44年4月，满洲的军事集团在吴三桂的引导下，突破了山海关的防线，成为中原战局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此时，已统治中国长达276年的大明帝国已经灭亡，随之而来的则是四分五裂的局面，各地政权四起，纷争不断。李自成占领了关中与北方的大片土地，朱由崧在南京建立了南明政权，偏安于江南，而张献忠则在四川自立门户，建立了大西国。就在这看似不堪的乱局中，满洲的贵族们却凭借十万兵力，成功在中原崭露头角，并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陆续摧毁了李自成、张献忠和南明政权，最终建立了统一全国的政权。

《老子》曾言：“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满洲的崛起并非一蹴而就，从最初的起步到最后的中原之争，经历了不少的艰难波折。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以祖父和父亲遗留下的十三副盔甲为基础起兵，经过五年的时间，他成功统一了建州的五部，且开始向北扩张。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他接连吞并了海西女真与野人女真，最终统一了东北地区的女真各部，并于1616年建立了后金，八旗制度成为国本。

所谓的八旗，是由丁壮男子组成的，平时从事农业，战时则变为军人。女真人民以渔猎为生，擅长弓马，天生勇猛，依赖抢劫来积累财富，军功与地位紧密挂钩，赋予了八旗军极强的战斗力。早期的后金，更像是一个奴隶制的军事组织，是由一支伪装成国家的军队构成。

1618年，努尔哈赤提出“七大恨”，宣布与明朝割席断交，并发起反明起义。翌年，明朝调动二十万大军分四路对后金进行征伐。努尔哈赤以八旗七万军在萨尔浒展开激烈的对抗，并凭借出色的军事指挥，集中优势兵力逐个击破敌军，最终以少胜多，取得萨尔浒战役的胜利，从而使得后金与明朝平起平坐，成为关外的政权。

然而，当时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后金有意取代明朝，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只是表达了他对明朝附属地位的抗拒。也许努尔哈赤更多地把自己视为第二个匈奴，目的只是劫掠明朝的财富，因为东北地区的资源和生产力仍十分匮乏，若不通过掠夺，后金根本难以维持运转。

然而，随着1626年皇太极继位，后金的战略逐渐发生转变。皇太极为了弥补后金的不足，除了继续通过战争和联姻扩大势力外，还开始更加注重对明朝土地的觊觎。十余年中，皇太极逐步控制了漠南各部，东征朝鲜，消除后方隐患，为攻打明朝铺平道路。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开始实施入主中原、灭明称帝的宏大计划。正如他在1637年战胜朝鲜后所说：“蒙天眷佑，朝鲜已平，蒙古、瓦尔喀诸国皆附，今所存者，止明国而已。”

清朝的崛起只是静待时机，1643年，皇太极突然病故，六岁的福临继位，成为新皇帝。多尔衮代为摄政，掌握了实际权力。此时的明朝政权已经摇摇欲坠，朝廷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尤其是来自陕北的李自成，势头十分强劲，几乎席卷了中国的半壁江山。

1644年3月，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朝最后一任皇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宣告大明的灭亡。满洲统治者认为，进军中原的时机已经成熟，多尔衮迅速调兵遣将，召集了大量兵力。短短几日内，满洲便发动了大规模的征战，几乎集结了所有能够动员的兵力。“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此言即为清朝的决心与气势。

多尔衮紧接着拉拢驻守山海关的总兵吴三桂，并在山海关战役中击败了李自成的大顺军，成功入关。李自成被迫退回山西与陕西一带。1644年5月，多尔衮率先派遣前锋进入北京，9月，顺治皇帝从盛京抵达北京，宣布正式登基，清朝定都北京。

然而，清朝的真正考验才刚刚开始。尽管清朝已成功占领北京，但能否稳固政权、长期统治，依然充满变数。清朝的八旗军虽然经过严格训练，战力极强，但人员数量严重不足，清军总兵力不过十五万，加上蒙古八旗和一些汉人降兵，仍无法与明朝军队、李自成军或张献忠的大西军相抗衡。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清朝需要通过联合汉族地主和士大夫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占领北京后，多尔衮采取了宽容政策，严格军纪，不屠杀百姓、不烧毁民居、不抢夺财物，军民秋毫无犯，只要有人反抗，必严惩不贷。他还举行了崇祯帝的丧事，赢得了汉人知识分子的支持，确保了京城局势迅速稳定下来。

与此同时，满洲也采用了招降的策略，许多明朝降将获得了重用，如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等，他们被封为王侯，深得清廷宠信，帮助满洲政权进一步巩固在北京的根基。

面对其他割据势力，满洲采取了集中优势力量，逐个击破的战略。多尔衮一方面安抚南明，向其表示将剿灭农民军，并给他们一个江南安稳的假象，另一方面则将兵锋转向西方，剿灭李自成和张献忠等敌对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