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国是战国时期一个相对无名的小国，但它为战国七雄培养了不少杰出的人才。李悝、吴起、吕不韦、荆轲等知名人物，都来自卫国。李悝主持魏国的变法，吴起则在楚国进行了改革。吕不韦是一位富商兼秦国的丞相，以投资和政治手腕著称。而荆轲，作为刺客，差点刺杀秦始皇，虽然他最终未能完成任务，但他勇敢的行动令人铭记。

商鞅，卫国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少年时期就展现出远大的志向，并且对刑名法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崇拜李悝和吴起，这为他后来的成功埋下了伏笔。卫国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国家虽小但人力资源有限，商鞅决定投身于魏国发展。魏国在战国初期因李悝的变法而崛起，而商鞅也深受李悝影响，尤其是对《法经》这本书情有独钟。

当时，魏国正处于魏惠王的统治下，虽然魏国的国力有所衰弱，但依然算得上是强国，且拥有变法的成功经验。魏国成为了商鞅实现抱负的平台。遗憾的是，尽管魏国的大臣公叔痤推荐商鞅，商鞅最终未能得到魏惠王的青睐。正当此时，秦国面临危机，亟需复兴。秦孝公发布求贤令，商鞅决定投奔秦国，并以卓越的口才说服了秦孝公。此后，商鞅主持秦国变法，两次改革使秦国迅速崛起，并最终战胜魏国，收复了河西之地，逐步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

然而，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继位，商鞅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谋反，商鞅无处可逃，只能返回封地，并发动对郑县的攻打，最终兵败被处以车裂之刑。

那么，商鞅为何会死得如此悲惨？他作为秦国走向霸业的关键人物，究竟做错了什么？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商鞅的变法损害了秦国贵族的利益。在商鞅的第一次变法中，他通过一些措施，如明确军功奖励、废除世卿世禄制度，以及建立二十等爵制等，为普通百姓提供了更多发展机会。这些改革显著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促进了人才的选拔，但也因此极大地触动了秦国贵族的利益。贵族虽然没有完全失去权力，但他们不再享有过去的特权，这让他们对商鞅产生了深深的不满和怨恨。

更为严重的是，商鞅在打击贵族的同时，还得罪了太子集团。太子赢驷在年轻时曾因触犯秦国的法律而被商鞅要求处罚。作为储君，赢驷自然免于处罚，但他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却因此受到了惩罚。公子虔被挖去鼻梁，公孙贾则被刻字于脸上。这种屈辱令公子虔愤恨不已，且他在接下来的八年里一直不出门，生活中只能戴着面具。随着商鞅的威势日渐高涨，赢驷也早已视其为威胁，最终，商鞅的死成为了太子集团复仇的导火索。

值得注意的是，秦孝公的死，也为商鞅的死亡埋下了伏笔。表面上，秦孝公与商鞅的关系看似亲密无间，但临终前，秦孝公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保护商鞅，反而在死前言辞暗示他将商鞅作为继承者，这显然是在逼迫商鞅接受一个根本不可能的局面。商鞅虽然拒绝了这一提议，但他未曾料到秦孝公的深意。孝公显然在为自己儿子赢驷继位制造条件，而商鞅的命运也因此急转直下。

商鞅虽然成功地推进了两次变法，并成为秦国的大良造，掌管军政大权，但他未能警觉到自己的危机。赵良曾警告商鞅，提醒他应当重视个人品德，避免积累贵族和百姓的怨恨，且应把自己的封地归还给秦国，隐居山林。然而，商鞅并未听从劝告，反而对赵良的警示视若不见。最终，随着秦孝公的去世，商鞅的政治命运也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