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帅的麾下有“三陈”，其中包括了两个陈谢兵团。这两个兵团的兵团长分别是陈赓和陈锡联，但他们的政委却是同一人。这两个兵团之所以被称为“陈谢兵团”，是因为陈赓与陈锡联都姓陈，且他们的兵团政委是同一位。陈锡联所领导的陈谢兵团，实际上便是二野的第三兵团。

第三兵团是二野的核心兵团之一，统领着三个军，这三个军的军长在我军中都享有极高的声誉。然而，在1955年授衔时，这三位军长都仅被授予了中将军衔。在这三位军长中，有一位经常被误认为是上将，但他未来的发展却并不顺利。

第三兵团第十军的军长杜义德，也是第三兵团的副司令员，他是一位勇敢且富有谋略的将领。杜义德出身贫苦，曾经做过学徒，也当过长工，在家里备受压迫。1929年，17岁的他参军，成为了一名红军战士。

那个时候，红军正处于扩充阶段，蒋中正尚未对我军发起全面围剿，我们的力量正快速壮大。杜义德参军后便开始参与土地分配，和其他贫苦农民一起争取生存。农民有了土地，大家能够温饱，这让他更加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

1930年，年仅18岁的他顺利转为中共党员，正式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那时，蒋中正名义上已统一了全国，然而他将矛头指向了苏区，开始了对红军的大规模围剿。面对蒋军的强大压力，我军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展开了反围剿斗争。尽管敌人兵力占优，我军凭借灵活的战术，屡屡打败了蒋军，使其陷入困境。

杜义德在多次反围剿战斗中表现出色，逐渐晋升，直到西征入川北时，已经成为了团政治委员。此后，他参与了长征，并在到达陕北后参加了西路军的西征，途中历经重重困境，屡次遭遇失败。

尤其是在西征过程中，杜义德孤身一人，忍辱忍苦，最终成功返回延安。回到延安后，他在组织安排下进入抗大学习。抗战爆发后，他加入了129师，并在冀南军区工作。

在解放战争时期，杜义德成为了刘邓麾下的一员大将，开始担任六纵政委，参与了大别山、淮海战役等关键战斗。尽管他是政委，他的战斗才能丝毫不逊色于军事指挥员。很快，上级发现了他的军事才干，杜义德在六纵中的作用日益显著。

随着1949年部队整编，二野成立，杜义德被任命为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同时兼任第十军军长，这充分证明了上级对他军事能力的高度评价。他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命，并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屡次为我军立下赫赫战功。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军事冲突减少，杜义德开始从事政治工作。他先后在沈阳军区、海军担任过副政委，并在兰州军区担任司令员。陈锡联麾下还有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将领，名叫王近山，他是李云龙原型之一。

王近山，以其外号“王疯子”而广为人知。王近山的外表并不具备凶悍的气质，反而显得儒雅书生气息十足。可一旦进入战场，他却表现得异常勇猛，敢于肉搏敌人，毫不畏惧。某次反围剿中，敌人猛烈进攻，我方火力不足，王近山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亲自带领部队展开白刃战。

他与敌人激烈搏斗，甚至在失去武器后，依然赤手空拳继续与敌人拼杀。最终，他在一次跌落山崖的过程中，将敌人压制住，捡回了一条性命。正因他在战场上近乎不顾生命的表现，他赢得了“王疯子”的称号。

在抗战期间，王近山曾带领部队消灭了100多名日军军官，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多个重要战役，始终表现得勇猛异常，成为中野的王牌之一。无论敌人如何强大，他总是冲锋在前，毫不退缩。

经过全军整编后，王近山成为了第三兵团副司令兼第12军军长。按照他的资历和能力，他完全有资格担任兵团司令，但由于中野仅有三个兵团，最终刘邓选择了更为稳重的杨勇担任兵团司令。然而，王近山建国后并未获得应有的发展，他被降职为大校，并被调离部队，担任农场厂长。

曾绍山则是十一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的优秀将领。抗战初期，他多次伏击敌人，表现极为突出。特别是在百团大战中，他始终坚守在一线，指挥部队攻占敌人多个据点，突破敌人封锁，挽救了根据地的未来。

在淮海战役中，曾绍山首创了步炮协同战术，“反坦克组合拳”，成功摧毁大量敌人坦克。在渡江战役中，他运用声东击西战术，成功包围敌军，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曾绍山的指挥才能在战场上得到淬炼，屡次取得显著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曾绍山继续参加抗美援朝，为新中国的安定作出了贡献。回国后，他先后担任了旅大警备区司令员、大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务，直到晚年，他还在济南军区担任了顾问。1995年，戎马一生的老将军在济南去世，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