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一年七月六日，公历1885年9月4日，左宗棠终于收到了朝廷的旨意，让他回乡告老。此前，由于年事已高，身体日渐虚弱，他多次上奏请求病退，但每次都被清廷婉拒。经过多次努力，他依然无法摆脱肩上的重担，直到这一天，最终得到了这一通知，虽然他心知肚明，自己并不愿离开这片熟悉的土地，但身心的疲惫让他别无选择。

然而，命运总是如此捉弄人，就在他收到命令后的第二天，即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因病去世，享年74岁。令人唏嘘的是，他离开人世的时间与离职的通知只相隔了短短24小时。此时，他已经尽最大努力将一切交代清楚，临终之前，他写下了五篇奏折，处理了一系列事宜。这五篇奏折分别是：《恩准交卸回籍谢恩折》、《遵旨交卸差使折》、《闽省军务肃清所有出力文武员弁恳准择优保奖折》、《裁撤沿海渔团片》、《委员分带营勇专护炮台片》。

前四篇奏折中，左宗棠重点谈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他提到自己之所以走上仕途、投身幕府，完全是出于无奈。从他参与剿灭太平天国的那一刻起，他已经离开了故乡整整三十多年。在担任军事指挥职务后，他更是长年未能踏上故土，二十多年来，他的家乡与自己早已隔了千山万水。他在奏折中深情写道，随着年纪渐长，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家乡安度晚年。如果不幸死去，他希望能回到故乡，落叶归根。

第二点是他对清廷现状的极度失望。尤其是中法战争接近尾声时，清政府的大批官员以及亲王们表现出的软弱态度令他愤慨。事实上，这场战争几乎以清军胜利告终，冯子材这个民族英雄，年已70，亲自上阵，与法军激战并大败敌军，取得了显赫的战果。法国内阁总理因战败辞职，冯子材更是乘胜追击，攻下文渊、谅山，并重创法军指挥官尼格里。尽管如此，清政府却在即将胜利时主动寻求和谈，这种行为让左宗棠感到深深的无奈和愤怒。他认为，这种懦弱与软弱不堪的态度，犹如南宋时期赵构在岳飞决战黄龙时，连续下达十二道金牌要求撤退，导致了北方失守，历史的愚蠢与懦弱屡见不鲜。最终，清政府签署了《中法新约》，自甘屈服，承认了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权益，彻底摧毁了左宗棠原本想借中法战争重振士气、振奋国人信心的计划。

第三点是，他在奏折中强调了民间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左宗棠认为，当前的官军存在着严重的腐化与低效问题，贪污、作风败坏、鸦片泛滥等一系列问题削弱了官军的战斗力。面对外国侵略时，官兵对敌人心生恐惧，战斗意志低迷，战斗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的武装力量就显得尤为重要，左宗棠与林则徐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民间力量可以在关键时刻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帮助抵抗外来侵略。

在最后一篇奏折中，左宗棠表达了自己对台湾的深切关注。他提到，在中法战争期间，台湾战场上涌现出了许多忠诚爱国、勇敢无畏的士兵与将领。尽管因为力量悬殊，一些地方未能坚守，但这些士兵与将领依然值得朝廷给予嘉奖和肯定。左宗棠特别提到，应当大力奖励支援台湾的军事力量和保卫台湾的部门，以示朝廷对他们的感激与敬重。

在左宗棠临终之际，他还留下了一篇由家人整理的《遗折》。这篇《遗折》并非他亲自所写，而是根据他临终时的言语和一生的信念整理而成，内容透露出他对未来的深切期望。尤其是在他对光绪皇帝的期望上，他希望皇帝能够更加勤政爱民，关注国家的危机，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财政困境和民生问题。他甚至在其中写道：“虽然臣死之日，犹生之年。”这句话表达了他对未来的深远憧憬。

在晚清时期，能够坚持自尊自强的官员并不多，而左宗棠无疑是其中的一位。即便已年逾七旬，他依然心系国家，致力于国家未来的兴盛。曾国藩曾称他“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而李鸿章也对他高度评价：“文以治内，武以治外，为天下惜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