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年（1765）夏季，一支特殊的队伍终于抵达了新疆伊犁。这支队伍的成员来自东北的盛京（今沈阳），由清朝八旗中的锡伯兵及其家属组成。历经一年多的跋涉，他们从长白山脚下出发，穿越了高山大川，跨越万里，最终在伊犁河畔安定下来。除了肩负着守卫西陲的重任，他们在漫长岁月的流转中，还意外地成为了满语这一濒临灭绝语言的守护者。那么，锡伯族为何要跨越千山万水迁徙至新疆？又为何能够在这里将满语保持得如此完整？这一切的根源，必须从清朝的边疆战略谈起。

锡伯族起源于中国东北的嫩江和松花江流域，是满—通古斯语系中的一个古老民族。早在明代中后期，锡伯族的活动范围便已遍布吉林、黑龙江一带。由于与周边的蒙古科尔沁部族接壤，他们之间有着频繁的交往。明末清初，清太祖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逐步崛起于辽东。此时，科尔沁部曾参与围攻努尔哈赤，但很快转变立场，主动与其和解。为了巩固这段关系，清朝统治者通过不断的联姻加强与科尔沁的联系，其中，康熙帝的祖母孝庄文皇后便出自科尔沁部族。

清军入关后，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统治，许多八旗兵随皇室迁至京畿和其他战略要地，而东北的八旗部队则变得相对空虚。与此同时，沙俄逐渐扩展势力，对黑龙江流域不断进行骚扰。康熙帝为了应对这一威胁，发起了两次雅克萨战争，并迫使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暂时稳定了东北的边防。然而，康熙深知，要长久守住东北地区，必须加强驻军力量。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黑龙江的萨布素将军向朝廷奏请，在黑龙江至吉林之间设立新的防区，并提议征调锡伯族兵力进行驻防。虽然锡伯族当时已经归附科尔沁部，但尚未完全纳入八旗体制。于是，康熙帝下令允许锡伯人披甲从军，正式将其纳入八旗体制，并安置在镶黄、正黄和正白三旗之内。自此，锡伯族逐步从一个边地部族转变为清朝体制内的军户群体，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

清朝政府对锡伯族兵力的重视与日俱增，但同时也担心过度集中管理的难度。为了削弱锡伯族部落的原始势力，从康熙年间开始，朝廷陆续将锡伯兵分批派往北京、归化城（今呼和浩特）以及盛京等地驻防。此举不仅有效削弱了锡伯族的部落力量，也为之后的大规模迁徙铺垫了道路。

乾隆年间，西北的局势动荡不安，清军逐步平定了准噶尔汗国的残余势力，镇压了阿睦尔撒纳与和卓家族的叛乱。为了稳固新占领的疆土，乾隆帝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设立了伊犁将军一职，负责统辖天山南北的军政事务。首任伊犁将军富察·明瑞带领近两万名士兵入驻惠远城，但依然觉得兵力不足，尤其在复杂的边疆环境中，需要更加忠诚可靠的八旗兵源来加强防守。

因此，富察·明瑞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上奏，建议调派驻防盛京的锡伯兵前往伊犁。他认为锡伯兵历经战阵，技艺高超，能够与黑龙江兵相媲美。乾隆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命盛京将军舍图肯选派精锐的锡伯兵千人，并与其家属共三千余人，分两批前往新疆。

这场迁徙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四月正式启动。锡伯兵及家属背负口粮、牲畜和军械，踏上了漫长的西行之路。沿着古丝绸之路，他们先后经过张家口、大同、兰州、哈密等地，面临严寒酷暑，风沙弥漫，崎岖不平的道路。许多人在途中体力不支，有些甚至在长途跋涉中病亡，或因饮水困难而倒下，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

到了乾隆三十年（1765年）七月，第一批西迁的锡伯兵终于抵达了伊犁。根据清廷的规划，富察·明瑞将他们安置在伊犁河北岸，要求他们建设营房、开辟农田，开展放牧并承担起防守的重任。此时，锡伯族在伊犁河谷扎根，逐渐成为了今天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核心民族。

在所有八旗部队中，锡伯族在新疆保留了较为完整的语言与文化传统，特别是满语的延续。在清朝中后期，满语在关内逐渐衰退，甚至连皇室和贵族之间也开始使用汉语交流。然而，在伊犁的锡伯族中，满语的语音和语法结构得以较好保存。其原因有三：

首先，锡伯语与满语同属于满—通古斯语系，两者的语音十分相近，词汇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迁徙前，锡伯人已具备一定的满语能力，进入八旗体制后，满语更成为了官方的军事语言。

其次，锡伯族在伊犁的生活较为封闭，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小。锡伯人按清廷规定建立军屯，设立学校，推行八旗礼仪，并使用满文档案和笔记，这为其文化的延续提供了有力保障。

再者，清廷为了维护西部边防的稳定，对锡伯族实施了特殊政策，强化了满语的使用环境。在此期间，历任伊犁将军对文化的传播尤为重视，他们在锡伯屯设立了“笔帖式”（文书官员），并要求处理军政事务时使用满文书写。这一举措极大地推动了满文在锡伯人中的代际传承。

时至今日，新疆察布查尔地区的锡伯族依然保留着一定的满语传统，其中部分民间文艺、教育及宗教活动中，仍能见到锡伯语书写的“满文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