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太极时期，部院（包括六部和都察院）的主要官员几乎全是皇族和亲贵，因此早朝的制度几乎成了皇帝与家人之间的一次轻松交流。这个制度一直持续到了顺治帝即位之后。顺治帝亲政后，开始逐步改革这一制度，原因在于这些与他有亲戚关系的大臣们有时过于复杂心机，因此他着手改变这一制度。改革的第一步便是增强内院（即后来的内阁）的权力。过去，部院的大臣们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事务，报告完后再自行总结皇帝的意见，并直接开始处理事务。顺治帝的改革要求内院将部院大臣的奏章汇总，并由内阁大学士拟定处理意见，再提交给皇帝批准。

早朝曾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原因是皇帝需要逐一与各部的大臣见面，听取他们的汇报。但是经过顺治帝的改革，部院大臣的面见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皇帝可以直接与内院的大学士沟通，听他们提出的建议。这一变革无疑也简化了皇帝的日常工作，因此在顺治帝晚期，曾有人提议减少早朝的频率。顺治帝对此表示部分认同，最终在康熙帝时期，这一传统的早朝制度才被完全废除。康熙帝并未明确表示废除大朝，而是将举行早朝的地点从太和殿移到了乾清门，每日以“听政”的形式进行。这是缩小规模后的日常政治会议，后来，会议地点又转移到养心殿。严格来说，康熙帝所做的是“听政”，而非“召见”。

在“听政”这一新制度的确立后，大家应当能理解，在清朝每日的奏事中，皇帝并不需要面对大量的大臣。皇帝的语言选择也会根据在场的人而有所不同。若是需要用满语，则使用满语；若大臣不会满语，则会用汉语。很多人误以为雍正帝只会用满语来训斥人，但这其实并不准确。雍正时期，许多大臣满文都很流利，甚至一些汉族的八旗大臣也能熟练使用满文，如年羹尧。年羹尧的满文奏折字体优美，且内容丰富。如果有兴趣，可以参考《年羹尧奏摺专辑》，其中不少便是满文奏折。而雍正帝的满文更是独具风采，字迹如龙飞凤舞，让许多档案研究者为之动容。

虽然从清代后期看，满语的使用范围逐渐缩小，但清朝历代皇帝依然坚持维护“国语骑射”传统，要求在特定场合使用满语。例如，瀛生先生在《满语杂识》中提到，他的高祖曾在道光末年亲见道光帝训斥一名因满语发音不准的侍卫，可见至少在道光时期，御前奏事依然要求使用标准的满语。

一些新的资料显示，在清朝晚期，满语依然在某些正式场合有所使用。比如，光绪年间接见外国使臣时，光绪帝就曾使用满语。而哈佛燕京学院最近发布的一些满文珍稀图书电子版档案之一《中俄咸丰十一年条约档》中，满文版本的条约最终解释权也被认为是最具权威的，这一点往往在历史研究中被忽视。

至于清代皇帝中满文最差的，非宣统帝莫属。这也是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他年轻时就退位，没有接受过传统的满语教育。因此，我们不应将宣统帝的情况与其他皇帝相比较。总的来说，尽管满语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逐渐减少，但在正式场合中，满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皇帝的日常召见中，使用哪种语言取决于出席的大臣和所奏内容，既有使用汉语的情况，也有使用满语的时刻。

嘉道年间是语言变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那时起，满语逐渐让位于汉语。乾隆帝精通汉学，但他依然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抑制满族的汉化倾向。在北京和东北地区，满语仍然保留较多，但在其他驻防城镇，由于汉族人口众多，早早便开始普及汉语。到了慈禧时期，京城及各地的满族基本都改用汉语，而慈禧本人则并不擅长满语。光绪帝的满语仍然流利，而宣统帝则几乎完全不会满语。光绪末年，张之洞发起了“普通话推广活动”，提出“各地方言不同，导致沟通困难”，从而促使官方语言的彻底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