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桂清的下台为曾国藩等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这种局面如同帝国衰退中的一缕曙光，正义与良知的力量在这一时刻得到了彰显。然而，这场政治斗争的真正主战场却是在清朝的权力核心——中枢之内。随着肃顺逐渐崭露头角，他在政治舞台上越来越显现出强势的姿态，这使得翁心存、周祖培、祁寯藻等老臣感到了威胁，局势也因此变得日益紧张。

何桂清与彭蕴章同年考中进士，两人不仅是老朋友，且和祁寯藻等人也有着较深的交情。在过去的多次政治斗争中，他们与肃顺曾因钞票、科场等问题发生过冲突。曾国藩和湘军将领当时正受到肃顺的宠信，显然也成为了他们的政治对手。何桂清担任两江总督后，时常自视为东南的支柱，他向京中的大学士彭蕴章以及一些京中的朋友夸耀自己，说道：“东南半壁，似非鄙人不能支持。”甚至公开向中央提出，如果能将江浙两省的兵力交由他指挥，且得到大吏的支持，他定能迅速扭转局势，取得显著的战果。何桂清的这种行为，暴露出他强烈的权力欲望和政治野心。

然而，中枢内的权力斗争波及至地方，使得何桂清与曾国藩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肃顺意识到局势紧急，急于扭转颓势，不得不与何桂清等人发生直接冲突。在何桂清去世后，彭蕴章被迫卸任，穆荫接替了首席军机大臣的职务。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何桂清的死亡并非肃顺所为，因为在他被处斩之前，肃顺已经在咸丰十一年因政变被处死。彭蕴章复职后，继续致力于削弱曾国藩的权力，提出要减少湘军的势力，警惕“尾大不掉”的风险。

面对中枢重臣的多次排挤，曾国藩感到越来越无奈。自1852年因丁母忧离京后，曾国藩便长时间未曾返回北京，远离中央的权力争斗。他深知权力斗争如同潮起潮落，在担任总督和湘军统帅期间，他尽量避免参与复杂的政治博弈。曾国藩在给九弟的信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他写道：“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他认为，强者的崛起往往伴随智慧与力量的较量，但同样也常伴随失败与危机。像李斯、曹操等历史人物，因过于雄心勃勃最终走向失败。

在曾国藩看来，政治斗争的本质并非单纯的智力较量，而是一种修身齐家的哲理。他认为，个人的强盛源于内省与自我提升，而非单纯追求外在的胜利。何桂清、陆建瀛、肃顺等人的命运，正是过度自信与政治投机的典型例子。

实际上，晚清湘军的崛起与肃顺的政策密切相关。肃顺是少数几位看到汉人能挽救大清危局的满洲贵族之一，他的政治眼光与敏感度远超常人。尽管肃顺的行为在后世受到了批评，但他在选拔人才方面的慧眼和实用主义精神，对晚清政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不是他过于自信，并与慈禧发生冲突，或许晚清的“中兴”之梦在某种程度上能实现。

“肃门五君子”之一的郭嵩焘，便是在肃顺的推荐下进入了南书房，成为了中枢的亲信。得到了肃顺的提携，郭嵩焘得以接近权力核心，随后成为了晚清的重要政治人物。高心夔、龙汝霖等也在肃顺的提拔下获得了官职，积极参与政务，深刻影响了晚清的政治走向。

然而，曾国藩与湘军将领的崛起，不仅仅是依靠肃顺的支持，也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曾国藩的政治斗争，主要集中在平衡地方势力上，他的目标是通过提升湘军的战斗力，保持军队的团结，避免地方分裂和权力的过度集中。在与何桂清、王有龄等人的冲突中，曾国藩更多的是从维护湘军整体利益的角度介入，而非个人的政治角逐。

在与浙江巡抚王有龄的斗争中，曾国藩展现出了卓越的智慧和决断力。王有龄曾意图拉拢李元度，削弱湘军的军力，但曾国藩及时识破了这一阴谋，巧妙地将李元度调离浙江，从而避免了湘军内部的裂痕。李元度的失败与不服从，也反映了湘军在团结上的潜在隐患，曾国藩对此深感忧虑，并在之后的决策中更加谨慎。

总体来说，晚清的政治局势错综复杂，曾国藩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是重要的受益者，还为稳定局势付出了巨大努力。他的成功，既源于他的政治远见，也得益于满洲贵族与汉人官员之间的复杂博弈。在这一过程中，曾国藩并非孤军作战，而是与众多志同道合的人一同，为清朝的稳定与复兴贡献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