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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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常被认为是战国七雄中最为弱小的国家。无论是人口、土地，还是地理位置，似乎都不占优势。史记中的《韩世家》经常提到“秦伐我XX、秦拔我XX、魏败我XX、魏攻我XX”之类的描述，足见韩国在长期历史中常常处于被打压的境地，似乎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战斗和侵略。

司马迁更是将韩国能够成为诸侯的原因归结于韩厥的祖上—他为赵国延续了生命，积下了阴德。从太史公的评价来看，韩国的地位和实力显然并不被看好。

《史记·韩世家》中，太史公写道：“韩厥之感晋景公，绍赵孤之子武，以成程婴、公孙杵臼之义，此天下之阴德也。韩氏之功，于晋未睹其大者也。然也赵、魏终为诸侯十余世，宜乎哉！” 这段话也许就已经揭示了太史公对韩国的看法，韩国的历史多半在忍耐和困境中度过。

那么，韩国这个弱小国家在战国历史的舞台上，是否真如其地位般没有存在感呢？其实，远非如此。与燕国那种边缘化的存在不同，韩国却在战国历史的关键时刻展现出了不小的戏份，甚至可以说，它改变了战国的历史进程。

为什么这么说呢？诸位请看：

韩、赵、魏三家分晋

在晋国分裂后，魏国获得了最为富饶且险要的土地—晋西南，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赵国得到了晋北、晋中和河北的大块土地。唯一相对劣势的，便是韩国，所分得的土地相对较为贫瘠：晋东南的上党高地和洛阳盆地。

从地理质量上看，韩国分得的土地显然不如赵魏肥沃，山地多、耕地少，粮食产量低，人口也相对稀少，这一切自然造成了韩国在天赋上的不足。土地和人口一直被认为是农耕文明国家的立国基础，韩国自然也无法因此强大。我们常提到，秦国之所以能够崛起，得益于商鞅变法对农业的全面推动，韩国初期吞并郑国，其实也是为了借中原地区的土地和人口资源来壮大自己。

不过，韩国的土地虽然农业经济不如其他国家强盛，却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上党高地俯瞰晋阳，西邻魏国的河东地区，东边又是赵国的邯郸，这地理位置，堪称晋地南大门的关键所在。而洛阳盆地，尤其是洛水与黄河水道，交通便利，能大幅度降低物资运输的成本。秦国在这里设立的敖仓，也正是看中了这点。再者，洛阳地区的铁矿资源更是为韩国提供了当时最强的军事装备来源。

然而，韩国的国土虽然战略重要，但对于韩国自身国力的提升，帮助并不大。实际上，这块土地成了兵家必争之地，若三家分晋中的各国无法取得战略互信，韩国的命运自然充满变数。

韩昭侯时期的变法

在韩昭侯时期，韩国为了增强国力，任用了申不害进行变法。这一变法常被称为“朮治”。朮治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对官员的暗中监督与考核，选拔出有能力且忠诚的官员。而这一过程，通常不为官员所知，必须悄悄进行，以确保公正。

简而言之，朮治并非如李悝、商鞅的法制理念那般强调法律制度，而是更倾向于权术—一种通过君主的智慧与权谋来加强集权的方式。然而，这种制度也有其危险性。如果国君强大，政治清明，制度或能运作；但如果国君软弱，则容易陷入政治腐败和朝廷动荡之中。韩国的国君从韩康子起，基本上没有一位能称得上有作为的君主，这让“朮治”更加无法落到实处。

申不害的变法虽然削弱了贵族权力，强化了军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韩国的根本问题依旧未能解决。申不害所开创的权术之道，使得韩国政治逐渐阴暗，朝廷内部充斥着权谋与算计，官员之间勾心斗角，失去了活力。

即便如此，韩国在战国时期的关键时刻仍然左右着历史的走向。比如马陵之战，魏国由盛转衰；又如长平之战，秦国的崛起便是从这里开始的。种种历史事件都离不开韩国的参与，不能说这是巧合。

韩国的关键历史事件

韩国参与的历史事件，往往是改变局势的导火索。比如魏惠王即位之初，魏国因为国内权力斗争，导致韩、赵联合攻魏，差点打破魏国的平衡。尽管战局出现波动，但因为韩赵之间意见不合，最终未能继续进攻，魏国也因此保住了自己的国土。而这一事件，为后来魏、赵之间的关系埋下了裂痕。

接着，马陵之战爆发。这一战直接将魏国推入了衰退的深渊，而韩国却成了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关键力量。

总而言之，韩国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国家，凭借着有限的资源与巧妙的外交手腕，竟然在战国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它的命运被地理与人事紧密联系在一起，既是牺牲品，又是推动者。韩国的存在，真的给后来的半岛韩国带来了不少启发，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