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37年，秦王嬴政在位的第十年，吕不韦被免去了相邦职务。在此之前的一年，赵太后的情夫嫪毐被杀，赵太后自己也因与嫪毐的私情被揭发，最终被流放至雍地。作为将嫪毐引见给赵太后的人，吕不韦心中难免有些担忧。特别是在被解除相邦职务之后，他变得更加小心谨慎。吕不韦开始揣测秦王的真实意图，毕竟他已经受到打击，且他之前对嫪毐和赵太后两儿子的杀害，也使得他不得不更加警觉。

然而，当吕不韦得知秦王将赵太后迎回咸阳时，他稍感宽慰，心里暗自庆幸，认为秦王还是有些情义。吕不韦想，既然秦王对母亲念旧情，那么他对自己这个从小陪伴秦王度过困境的“仲父”，应该也有所情谊。毕竟，吕不韦不仅是秦王的“仲父”，当年赵太后赵姬是他的妻子，并且怀有身孕。可惜后来，老秦王异人偏偏对赵姬有意，吕不韦只得将赵姬送给了异人，以成大业。

吕不韦认为秦王知道自己和赵太后的关系，这让他更确信自己和秦王的特殊联系，再加上秦王对赵太后的宽容处理，使得吕不韦对秦王产生了误判。他并未察觉到秦王的冷酷，误以为秦王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殊不知，秦王早已不是常人，且心思早已不同于常理。

事实上，嬴政在处理嫪毐和赵太后的事件时，完全没有出于私人恩怨，而是因为母亲与嫪毐的阴谋触及了他的王位安全。他曾经对母亲的情感或许有过一丝留恋，但当赵太后试图让嫪毐成为自己的替代者时，嬴政的怒火已经没有什么能遏制的了。为了不被外人看低，他极其冷酷地处死了27个为赵太后求情的官员，给世人一个警告：在他嬴政的眼中，亲情并不重要，权力和国家才是最根本的。

然而，有一位名叫茅焦的官员，站出来劝谏秦王，他没有从母子亲情出发，而是从天下统一的宏观角度出发，提出了“宽待赵太后”的建议。茅焦认为，若秦王能宽容母亲，必定能够吸引更多的贤士投效，为秦国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秦王被他的建议所打动，最终采纳了茅焦的意见，这一举措不仅让赵太后得以重返咸阳，还让茅焦获得了极大的荣宠，被封为“仲父”，成为秦王的心腹。

可吕不韦并未看到这一点，他依旧抱有对秦王的过分依赖和误判，他认为秦王依旧看重他的“仁政”理念。吕不韦想，自己若能在封地中振兴事业，或许还会有翻盘的机会。然而，嬴政早已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来彻底摆脱吕不韦的威胁。

吕不韦在被流放到河南封地时，尽管心中有些忐忑，但他仍能从封地的手令中看出自己仍被认同为“文信侯”。这一点让他感到些许安慰，以为自己还拥有一定的政治价值。他甚至开始怀抱幻想，认为自己会在新一轮的权力斗争中重新崛起。

然而，吕不韦未曾意识到，嬴政早已经准备好让他彻底失势。随着吕不韦的封地和继续收养门客，嬴政逐渐对他产生了怀疑。吕不韦虽在河南活跃，依旧与各国使者频繁联系，这些动向引起了嬴政的强烈警觉。他察觉到吕不韦的势力依旧根深蒂固，因此派人时刻监视吕不韦的动向。

嬴政的疑虑与日俱增，尤其是吕不韦不知悔改，依然忙于结交豪杰，甚至频繁接待神秘使者。经过一段时间，嬴政已经毫不掩饰地对吕不韦产生了深刻的不信任感。在这样紧张的氛围中，吕不韦却完全没有察觉到自己即将面临的危险。

最终，嬴政决定彻底切断与吕不韦的所有关系，他派出使者，带着一道极为严厉的手令，要求吕不韦举家迁往蜀地。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命令，吕不韦从容地拆开手令，看到秦王的问责与否定。他深知自己一切的幻想都已破灭。嬴政不仅否定了他的“功劳”，还拒绝承认他的“父亲”身份，将他彻底从秦王的亲属关系中剔除。

吕不韦最终被流放至蜀地，一路跋涉，经过无数艰难困苦，他的身体日渐衰弱。而当他到达蜀地后，他才意识到自己不仅是流放至荒凉的地方，还遭遇了秦国官府的监视和盘查。这种层层的压迫，让他不禁回忆起曾经的商鞅，他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和商鞅一样，注定难逃悲剧。

面对晚年的孤独和绝望，吕不韦终于在公元前235年选择自尽。他将毒药混入酒中，饮下后不久便死去。吕不韦的死，传入朝廷，嬴政听闻这一消息时，虽叹息一声，但更多的是对他死去的松一口气。嬴政心中并未有丝毫的遗憾，毕竟，他早已不再需要曾经的“仲父”了。

吕不韦的死并未让嬴政动容，反而解除了他心中的最后一丝威胁。然而，吕不韦死后的尸体被人盗走并重新安葬在洛阳，使得嬴政愤怒异常。尽管很多人认为这是吕不韦的旧部或恩人所为，但嬴政却视其为对自己权威的挑衅，于是决定展开严厉的打压。

嬴政为了彻底斩断与吕不韦的所有联系，发布了严厉的惩罚令，誓要清除一切与吕不韦相关的势力。此举不仅彻底消除了吕不韦在秦国的影响力，也清洗了所有可能的政治对手。嬴政用铁血手段，树立了无可撼动的绝对权威。

此后，嬴政开始以更强的决心和果敢的态度，推行统一六国的战略，最终建立了秦帝国，并自封为“始皇帝”，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帝制时代。而吕不韦，曾是成就秦国统一的重要人物，却因误判、低估人性，而最终走向了自毁的悲剧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