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名为安史之乱的叛乱，彻底改变了盛唐的历史轨迹，使其走向了衰弱的边缘。而这一切的导火索，正是发起叛乱的安禄山。作为唐朝的一方节度使，他原本在中央政权下任职。然而，随著地位与权力的不断提升，安禄山的野心也随着膨胀，他终于选择发动了这场叛乱。

安史之乱过后，藩镇问题成了唐朝政府始终无法有效解决的难题。这些地方节度使掌握着地方的军政大权，犹如该地区的土皇帝，纵使中央政府派遣官员，也难以完全控制他们。实际上，唐朝时期节度使的权力到底有多大，数字和事例都令人触目惊心。

节度使这一称谓最早出现在唐睿宗时期，并在景云元年被正式确立为官职。这一官职的形成与唐朝的军事体制关系密切。在唐朝最初的兵制之下，府兵制度使得政府能够通过调配各地的折冲府兵，满足对外作战的需求。然而，到了唐高宗时期，对外的态势与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单凭地方的折冲府兵难以抵挡外族的侵扰，导致这一制度逐渐不再适应时局。为了应对潜在的敌人威胁，朝廷开始在边疆设立常备军事力量，也因此诞生了“军镇”这一概念。负责管理军镇的官员，通常担任大都督或行军总管等职务。后来的发展中，这些官员因掌握发号施令的权力，便被称为节度使。

至唐睿宗时期，节度使这一职务正式确立并逐渐受到重视。起初，节度使的权力相对有限，仅能对指挥的军队行使控制权，兵员规模也不过一万左右。任务完成后，他们大多会返回朝廷，始终未能形成权威超越中央的局面。然而，到了唐玄宗时期，节度使的角色演变为地方的重要官职，管辖范围明确，控制权不断扩大，麾下战斗力强大的军队也增加到数万人。而在唐玄宗统治下，更是将自行招募士兵的权力和地方财政的重权完全交予节度使手中。

因此，虽然名义上他们享有节度使的称谓，实际上已与从前的藩王无异，成为地方的土皇帝。如此一来，中央权力面临削弱，藩镇的隐患也在无形中埋下。随着时间推移，唐玄宗甚至任命个人兼任多地的节度使，安禄山便是其一例。在叛乱之前，他同时担任范阳、河东和平卢三地的节度使，手中掌握高达20万的精锐部队，且多是与契丹军队长期交战的老兵，远非朝廷那些未经实战的士兵可比。如此强大之军，使得任何一位节度使都有了奢望和野心。

在安史之乱平息后，中央曾试图收回藩镇手中的权力，可是这一豪言壮志并没有付诸实践，因为一旦权力下放，想要收回便变得极为艰难。直到唐朝灭亡，直至后来的五代时期，中央始终无法解决此问题，那些节度使往往表面上应调而实际上却完全不听从中央命令，个别情况甚至无视中央的指示。而最终导致唐朝灭亡的朱温，便是当时一名节度使的代表。朱温攻灭唐朝后，各地节度使们也纷纷自立门户，建立各自的政权。

这种局势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直到赵匡胤建立宋朝后，情况才得以改善。他以“杯酒释兵权”的策略成功收回兵权，自此，藩镇现象成为历史名词，而节度使这个职位，则被定性为荣誉官职。综上所述，唐朝时期的藩镇权力之庞大，确实令人深感震惊与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