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下旬，在张家口战役失利后，晋察冀军区领导层召集了一个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发生在涞源县，旨在总结自内战爆发以来的军事经验教训，并规划接下来的作战任务。这次会议被称为“涞源会议”，是晋察冀军区自成立以来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也是内部争论最为激烈的一次会议。

在张家口的失败让大家士气低落之际，会议的召开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本着开诚布公、坦率交流的原则，时任晋察冀军区2纵司令员兼政委、晋察军分区司令员的郭天民，毫不客气地向军区司令部提出了严厉且真诚的批评。他的批评聚焦于两方面：

首先是抗战胜利后，军区大规模实施精简复员政策，导致部队的规模和战斗力大幅削弱，这为后续战斗带来了隐患。其次，在保卫张家口的战役中，东线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西线却被敌军突破，直接导致了张家口的失守。郭天民特别关注这一点，因他亲自指挥了东线战场。尽管东线坚守住了阵地，成功抗击了国军两军的轮番进攻，消灭了上万敌军，东线指挥表现可圈可点，然而西线的失败却让他极为愤怒。

作为后来新中国的开国上将，郭天民的军事经历丰富多彩。他早年就读于黄埔军校第六期，1927年3月，他在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的岁月，他参与了广州起义、工农革命军等多个重要革命行动。1929年，郭天民加入了由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历任大队长、师长、江西军区参谋长、红9军团参谋长，参与了多次反围剿战斗和长征。特别是在长征过程中，他帮助红9军团单独行动，成功策应了中央红军的行动，获得了中央军委的高度评价，被称为“战略骑兵”。

在红军时期，郭天民也曾因理念不同两度被撤职。一次是在江西时，他支持毛主席的战略，被认为是“罗明路线”的代表而被撤职；另一次是在与四方面军会合时，因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再次被撤职。两次被撤职后，郭天民几乎因被认为泄露军事机密而面临死亡威胁。

战后，郭天民随着二、四方面军北上，曾在西路军总指挥部作战局担任局长，后来又担任红30军参谋长，带领数百名西路军顺利到达新疆。回到延安后，他短暂担任中央军委作战局局长，之后调往晋察冀军区，担任军区副参谋长，几个月后又被调任为军区二分区司令员。

在成为二分区司令员之前，郭天民在红军时期的参谋长职位为他积累了丰富的指挥经验。转为一线军事主官后，他很快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最初的二分区条件极其艰苦，几乎没有资源支持，但郭天民凭借他早期在中央苏区积累的经验，成功地将二分区建设成晋察冀军区最为强大的部队之一，尤其是他指挥的2纵，在装备和作战能力方面堪称一流。

1946年，随着晋察冀军区实施精简复员政策，2纵的四个旅减员一半。然而，在张家口保卫战中，2纵依然展现出强大的作战能力。郭天民坚决反对精简，他和二分区政委刘道生商量后，偷偷保存了原计划裁撤的老兵，并暗中为他们筹集物资和资金。在此过程中，郭天民的决策得到了当时3纵司令员杨成武上将的支持，后者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自己曾向中央局提交过详细报告，建议停止裁员，郭天民和李志民等人也在报告上签字。

1946年10月11日，晋察冀部队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撤出张家口。在撤退过程中，许多部队的冬季物资和棉被未能及时带走，只能被烧掉，导致部队度过了一个异常艰难的冬天。张家口的失守使得军心和民心都变得有些低落，涞源会议的召开，正是为了恢复大家的士气，寻求振作之策。

在会议中，聂荣臻司令员告诉与会人员，撤出张家口并非失败，大家不应因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丧失信心。他强调，要理解并贯彻毛主席的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思想，放眼长远，切不可因暂时的损失而迷失方向。聂荣臻在回忆录中也提到，部分同志在张家口弃守问题上发表过激烈言论，但忽视了毛泽东提出的运动战理论，过于拘泥于地理和一时得失。

会议最后，大家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思想得到了统一，对军区的调整也作出了相应决策。为了应对新的形势，晋察冀军区对野战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整，萧克被任命为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为政委，耿飚为参谋长。军区内的各纵队也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二纵的指挥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涞源会议后，晋察冀野战军开始了一系列积极的军事行动。从1947年4月到7月，部队成功发起了正太、清沧和保北战役，连续获得胜利，这些胜利标志着战局的转折，晋察冀军区的战略主动权开始逐渐回到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