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宁调元在王船山《黄书》《永历实录》《南窗漫记》以及《说文广义》等著作的学术思想影响和启发下，先后完成了《仇满横议》《碧血痕》《说文广义正》《广说文广义》《<庄子>补释》《读<说文>札记》《读<汉书>札记》等著作，对于推动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和古文字学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宁调元（1883－1913）

二、从《永历实录》《南窗漫记》到《碧血痕》

由于《洞庭波》“抨击汉奸满虏，不遗余力”，清政府对其恨之入骨，大肆搜查和销毁，“江督端方至以三省矿产开掘权许外人，购调元等人”。宁调元得此消息后即刻再赴日本暂避。190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萍浏醴起义爆发。消息传到东京，孙中山、黄兴决定派遣宁调元、谭人凤、周震鳞、洪春岩、何弼虞、胡瑛等人归国亟谋响应。但当宁调元等人抵达湖南之时，萍浏醴起义已在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之下归于失败。宁调元回到醴陵，寻访起义会党不遇，只好复返日本。但途经岳州时，巡捕发觉身着洋装、学生打扮的宁调元可疑便将其逮捕，并于1907年1月28日押解至长沙。

被捕后，宁调元写下《绝命词》，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但湘省当局拿不出足以给宁调元定罪的直接证据，加之宁调元的好友、醴陵廪贡生刘泽湘“诉于县，请以百口保君（即宁调元）”，使“当道意移”，此案遂被搁置。于是，宁调元由挺身求死转为囹圄求生，在狱中坚贞不屈，每天读书不止。期间，他又开始阅读王船山著作，并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对王船山表彰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和忠义之士、弘扬民族气节的《永历实录》和通过诗作介绍参加抗清活动志士的《南窗漫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酷爱写诗的宁调元在王船山《永历实录》和《南窗漫记》的影响下，也以诗话的形式记述和评论明末清初的抗清、反清志士。这种影响通过以下的比较，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来：

例如，王船山在《永历实录》卷六“陈姜列传”中，详细记载了陈子壮及其弟子子生抗清的事迹。受其影响，宁调元对陈子壮及子生的事迹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述。

又如，王船山在《永历实录》卷二十二“死节列传”中详细记载了永明朝兵部尚书傅作霖坚拒叛官刘承胤的劝降，最后冠带坐堂上就义的事迹。

宁调元深受傅作霖的民族气节感动，特作如下记述：

傅作霖，字润生，湖南武陵人。永明朝，官兵部尚书，从王至武冈。时刘承胤秉政，议降清朝。润生大怒，责其无耻。承胤卒行。兵入，润生冠带坐堂上，劝降不从，遂死之……《决绝词》云：戎马崎岖间道来，残花犹伴战场开。麻鞋两载奔天泪，白发孤臣抢地哀。莽莽故园何处问，滔滔逝水几时回。钟山风雨今依旧，夜夜铜驼泣草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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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王船山《南窗漫记》对宁调元的影响则更为明显。

例如，《南窗漫记》之二十一曰：

郭季林有《涉园草》一帙，竟陵体也。其有意致者，良自洒然，为摘录之：“性情皆有托，不但得为人。即如彼风雨，孰知非周亲？至德不碍己，岂复以等伦？”（《观赛》）“天山不可名，云气与之平。暑退石苔润，凉生树叶轻。细听蝉翼寂，遥感雁来声。澹尔平林际，深黄半熟橙。”（《秋雨》）“万山环列一茅亭，兀立横空出杳冥。闻说高人长饮此，只堪独醉不堪醒。”（《过刘子参山亭》）

而宁调元关于郭季林的记述如下：

衡阳郭季林，名履跹，与夏汝弼为同乡。国变后，隐居石狮岭下。竹坞药栏，日吟啸其中，足未尝履城市也。著有《涉园心草》，风致洒然，颇近谭竟陵。《观赛》云：“性情皆有托，不但得为人。即如彼风雨，孰知非周亲？至德不碍己，岂复以等伦？”《秋雨》云：“天山不可名，云气与之平。暑退石苔润，凉生树叶轻。细听蝉翼寂，遥感雁来声。澹尔平林际，深黄半熟橙。”《过刘子参山亭》云：“万山环列一茅亭，兀立横空出杳冥。闻说高人长饮此，只堪独醉不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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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南窗漫记》之十一曰：

“河山无地求弓剑，臣子何心饱稻秔。灭绝耳根犹有恨，破除心事倍多情。”章文毅公守湘阴时作也，见之巴陵李天玉（兴玮）扇头。天玉，公门人，摄临武令，城陷死之。

宁调元对章旷则有以下的记述：

华亭章旷，字于野，高瞻远眺，有不可一世之概。《宿白龙寺》诗云：“肃肃秋林绀殿荒，只余一衲独焚香。向人惨淡言兵事，不是传闻古战场。”《守湘阴城》云：“河山无地求弓剑，臣子何心饱稻秔。灭绝耳根犹有恨，破除心事倍多情。”王姜斋尝称之。当未遇时，何腾蛟抗疏荐公，有云：“举目无一人之可用，惟得一章旷者，为有生气之人。”其器赏之如此。后遂由监军佥事拜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总督恢复诸军。与清军战，不利，竟绝粒卒。撰有《报仇录》三卷，巴陵李兴玮为之梓行于世。兴玮字天玉，公门生也。未几，亦死国难。

以上文字中有“王姜斋尝称之”之语，说明宁调元对王船山的《南窗漫记》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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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南窗漫记》之二十三曰：

东莞张太史（家玉，谥文烈）以全发起义，兵败坠马而卒。家人刻其军中遗稿，有诗近百首，唯记其一联云：“真同丧狗生无赖，纵比流萤死有光。”

对于张家玉，宁调元也有以下记述：

东莞张家玉，字玄子。李成栋陷广州，玄子与陈子壮等先后起义。我（清）兵猝至，玄子督阵。过水次，马惊，坠水死。诗才亢夷，著有《遥夜怨》《军中遗稿》。录《别和李定夫》云：“鸳鸯戏清池，两两常相倚。羽翼临当乖，风波中道起。相对尚难知，何况万余里。来亲去者疏，毋为贵君子。予怀抱区区，君谅执高谊。”《途中感旧》云：“灯下妖姬月下筵，风流曾泛太湖船。如今万里神京隔，回首西风忆往年。”《围思》云：“竹林啼鸟遍春晖，何事行人尚未归。惆怅夜来窗月白，梦魂飞不到金微。”又有七言云：“真同丧狗生无赖，纵比流萤死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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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如，《南窗漫记》之二十二曰：

“岂非天下士，所重世间名。令我南原上，长吟忆耦耕。”此季林见怀诗也。余度岭孤心，虽未能见谅；然季林自率其退静之情，殷勤以相规正，固自不忍忘之（季林名凤跹）。

《南窗漫记》之二十七曰：

芋岩李敬公（国相）遗稿，属余订定，今录其佳句云：“春流一道飞蒙茸，嫩柳柔荑间新红。轻鸥点点飞掠水，夹岸桃花笑春风。春风度水摇青练，溪上落花如飞霰。初阳掩映白云间，唯有白云光一片。”（《春日溪上有寄》）“频年寒食山之陲，柳绵扑人今者悲。春草漫生满芳甸，春风飘落桃李枝。桃李花飞春欲晚，溪流东逐长江远。白云飞去还飞来，飞尽白云人未远。”（《寒食山中怀人》）“绝壑愁难托，遑知自有身。因之征旅况，能不念伊人？日月无私照，山川有异垠。怀哉于役者，落落听风尘。”（《怀管冶仲百粤》）“孤榇沦荒域，生离一梦悭。问天孤雁字，无地钓鱼湾。挂剑情谁寄，焚琴恨未删。苍梧有舜迹，君志在其间。”（《哭夏叔直九疑》）

上文的人物中，郭凤跹与夏汝弼曾受业于王船山之父，且与王船山同年中举；夏汝弼与王船山是同学，又共同经历了劫难。而李国相，1642年与王船山同中武昌乡试举人。张献忠占据衡州后，搜求读书人为自己效命，李国相坚决不从，用尖刀自割腕臂，以示废人不可用。1648年，李国相与王船山、管嗣裘联手起兵衡阳，带领儿子同清军殊死决战。其子被俘后，他依然以残躯与敌人死斗，恰遇堵胤锡部队到来，清军逃遁，才得以保全性命。衡阳起兵失败以后，李国相隐匿衡山深处，居斗岭30年，以种桃为生，人称“桃坞先生”。1678年李国相病逝时，王船山所作挽诗中有“为道百战新，汉儿杀羯狗”之语，表达了对当年衡阳起兵、奋战沙场的战友的怀念。

对于以上王船山与其好友之间往来的情况，宁调元也有记述：

夏汝弼，字叔直，号莲峰，一号莲冠道人，湖南衡阳人。国变后，佯狂玩世，居无定室，行无声踪，其后有谓其已挈家入九嶷山，不食死者。李芋岩哭以诗云：“孤榇沦荒域，生离一梦悭。问天孤雁字，无地钓鱼湾。挂剑情谁寄，焚琴恨未删。苍梧有舜迹，君志在其间。”见王船山《夕堂永日录》。汝弼有遗著曰《车架山诗》，与船山唱和最多。《寄怀船山》云：“岂非天下士，所重世间名。令我南原上，长吟忆耦耕。”船山亦有《夏日读史曳涂居，闻松声怀叔直》诗云：“高斋永昼送清喧，别巘微凉透柳轩。潮水孤琴传海岛，中峰长啸发苏门。连漪碧浪摇云气，环佩天风动月魂。自彻冰壶消暑色，不劳河朔动芳樽。”二人平日之相得可以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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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调元的这则记述把王船山也摆了进去，从《薑斋诗集》中选录其《夏日读史曳涂居，闻松声怀叔直先生》诗，从而将王船山及其好友之间的友谊表现得更为深厚。还需要指出的是，宁调元以上文字中所录的李国相（芋岩）《哭夏叔直九疑》诗并非“见王船山《夕堂永日录》”，而是出自本文所引的《南窗漫记》之二十七。此外，《寄怀船山》一诗也并非夏汝弼所作，由《南窗漫记》之二十二可知，乃出自郭凤跹之手。

就这样，在王船山《永历实录》《南窗漫记》的启发下，宁调元扩而广之，通过搜集近200位明末清初仁人志士的事迹、诗词、遗言、遗书等，记述了他们“或建义起兵，或投阁寻死，或服黄冠为道士，或削发入空山”的故事，编成《碧血痕》一书，以表彰他们不屈反清、不事清朝、不为清民的民族气节。书名中的“碧血”，典出宁调元爱读的《庄子·外物篇》：“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苌弘是周朝的大夫，忠于祖国，遭奸臣陷害，自杀于蜀，当时的人把他的血用石匣藏了起来，三年后化为碧玉。故后世多以“碧血”指志士仁人所流的血，并借喻志士为国捐躯。由此可见，宁调元编《碧血痕》就是要借明末清初反清抗清志士仁人的故事，以砥砺自己及同志们的反清革命志节。

1910年，宁调元利用任《帝国日报》总编辑的机会，特以“大一”为笔名，在该报开辟“大一丛话”专栏，将《碧血痕》中所记述的这些人物故事连载了一年多的时间，借以激发广大民众反清抗清的民族主义情绪，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宁调元的好友刘谦曾指出：“宁调元在《帝国日报》上登载狱中所著之《碧血痕》一书，书凡数百则，盖搜集前明殉国诸烈绝命词，或录其一二愤时之作，而系之以小传，意在使读者于种族革命有深刻之印象，不至为当时立宪之说所潜移也。”近现代著名文史研究专家郑逸梅也对《碧血痕》的政治意义和文学价值给予高度评价：“所纪大都为明末遗民之气节及艺文掌故……不下二百人，足补晚明史之不足。且多涉及诗篇，又可作诗话读。”

宁调元不仅推崇王船山的民族志节，而且通过在长沙狱中认真阅读王船山的《俟解》一书，对王船山所主张和推崇的道德修养观念十分赞同，并“以之作修身教科书”。出狱后，宁调元不仅注重自己志节修养，而且重视对清末社会风俗败坏和伦理道德丧失现象的批判。在《帝国日报》上“是是非非”专栏中，宁调元撰文指出：“王船山云：‘天地既命我为人，寸心未死，亦必于饥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者，留吾意焉。圣贤之言，皆不可食、不可衣者也。今之读书者，以之为饥之食、寒之衣，是以圣贤之言为俗髡、妖巫之科仪符咒也。'今之求差于铁道督办之门，与上书于王公大人者，以与俗髡、妖巫较，其人格谁高谁下，不可分辨。留学生拜老师，与乡人敬菩萨，其心理是一是二，不可分辨。拿门包拜老师，与拿香烛敬菩萨，其作用是一是二，不可分辨。”该文以王船山推崇的道德修养观念，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社会上拉关系、走后门的丑恶现象。此外，宁调元还先后在《帝国日报》刊发《社会改良论》《为外人开赌问民政部》《金台馆摘艳记》《朱文玉赎身志》等文章，对社会上留辫、赌博、纳妾、嫖妓等丑恶现象给予猛烈抨击。（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