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历史上有两位摄政王，一位是多尔衮，他的能力帮助清朝崛起；另一位则是载沣，他是清朝的最后一位摄政王。清朝灭亡后，载沣将王府出售，成交价格为90万斤小米。

载沣出生于道光帝的孙子，身世显赫。他是醇亲王奕譞的第五子，光绪帝载湉的异母弟，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父亲。载沣的母亲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叶赫那拉·婉贞，而他的妻子则是慈禧的养女、荣禄的女儿。这样特殊的家庭背景使得载沣从小便拥有了极高的身份和显赫的地位。

载沣两岁时被封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属于清朝的第八等爵位；七岁时被晋封为镇国公。1890年，载沣的父亲奕譞去世，他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成为醇亲王。载沣虽然是家中的第五子，但他的大哥、三哥、四哥都去世了，只有二哥载湉活着且继位为光绪帝，因此，载沣顺利继承了父亲的爵位。这样一来，载沣不仅从出生便拥有了尊贵的身份，还因为家族的特殊情况，他得以迅速上升。

尽管背景显赫，载沣个人的能力也不可小觑。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际，德国要求清政府派遣特使赴德为驻华公使克林德的死赔礼道歉。慈禧和光绪帝委派载沣前往柏林处理此事。载沣出使德国后，虽然受到了皇室的礼遇，但德国提出的三跪九叩要求让他感到羞辱，载沣坚决拒绝，提出“大清王爷怎能在‘洋鬼子’面前下跪”。经过长达20多天的交涉，德国最终妥协，允许载沣只行鞠躬礼。此次事件不仅让载沣在国际间声名鹊起，还使他在国内赢得了极高的评价。

回国后，载沣继续受到慈禧的宠爱，并于1902年接到慈禧的指婚，娶了荣禄的女儿。尽管当时载沣已有婚约，但在慈禧的压力下，他不得不放弃原定的婚事，导致原未婚妻自尽。这种顺从的态度帮助他在清朝朝廷内的地位更上一层楼。

载沣在仕途上步步高升。1903年，他年仅20岁便被任命为随扈大臣。三年后，他被任命为健锐营事务管理者，并逐步被提拔为正红旗满族都统、军机大臣等重要职务。25岁时，他就受到了紫禁城骑马和穿嗉貂褂的殊荣，这是极少数大臣能获得的待遇，充分显示出他在清朝政府中的地位。

然而，慈禧一直以她的懦弱、顺从的性格来利用载沣，确保自己在权力上继续把控。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相继去世，载沣被安排为溥仪的摄政王。慈禧在临终时也为自己铺路，让溥仪继位，并让载沣成为摄政王，以便继续掌握大权。

虽然成为摄政王后，载沣有意整顿国家的政局，但改革几次都未能成功。他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尝试屡屡失败，且由于加税、苛捐杂税，导致他在许多人眼中成为了孤立的政客。当武昌起义爆发时，他没有足够的兵力应对，只能依赖袁世凯，最终将大权交给了袁世凯，自己也开始对政治产生冷漠。

最终，载沣选择在1911年辞去摄政王职务，隐退生活。1912年清朝灭亡后，载沣继续享有待遇，并在民国政府的照顾下过上了相对安逸的生活。1950年，他将醇亲王府以90万斤小米出售给“国立高级工业学校”，并将所得款项分配给自己的家人。

晚年的载沣在自己的生活中体现出一种对家族未来的责任感，他把财产分配得当，为家人留有保障。他的生活逐渐变得平凡，甚至于在1951年2月3日因病去世，葬礼低调，葬于北京西郊。

载沣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虽然他并未像其他王公贵族那样拥有显赫一时的功业，但他在大清王朝的末期无可避免地担负了极为沉重的责任。他虽不被许多人看作是英雄，却也不至于完全没有贡献，且在政治纷争中展现出一定的智慧与节度。晚年，他没有继续为满洲国的复辟作出贡献，而是在困境中保持了民族的气节，并以平和的心态度过了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