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中将伯夷、叔齐的事迹列在了列传的首位，并且大量引用了孔子的言论，这其中可见深意，接下来我会详细分析。

那么，伯夷和叔齐究竟做了些什么，才使得他们被列为列传的第一篇呢？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这两位人物的背景。伯夷和叔齐是孤竹君的儿子，其中叔齐被选定为继任者。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叔齐并不愿意接任国君的职位，于是他将继位的责任让给了伯夷，而自己则选择了离开。而伯夷认为，父亲的选择应该被尊重，因此接任国君显然会违背父亲的旨意，这在他眼中是不孝的行为，于是伯夷也选择离开了。

这其中蕴含着两个极为重要的价值观：让贤和孝道。两人最终都选择了离开，偶然之间他们相遇，商议决定前往周朝的领土，因为他们听说西伯姬昌待人以孝，是一个理想的国度。然而，古代信息传播非常滞后，他们艰难地跋涉了很长一段路，终于来到了周的地盘，可惜他们赶到时，西伯姬昌已经去世，正好遇上了周武王带领姜子牙讨伐商朝。

伯夷、叔齐这两位理想主义者非常震惊，因为他们所见到的周朝并不是自己理想中的国度。于是，他们拦住了周武王的马，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孝道的：父亲去世尚未葬，而动起了战争，这样的行为是否还算是孝？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忠诚的：以臣子之身弑君，是否可以称得上忠诚？

这两个问题在西汉时期也曾引发过热烈的讨论。在汉景帝时期，黄生与辕固生的争议中，黄生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周朝给出的解释是：代天伐之，以有道伐无道。而汉景帝则认为，这些问题无需过多讨论，因为“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换句话说，他们认为有道与否，是胜者的主张。

伯夷、叔齐的质疑引起了周武王手下的愤怒，他们的言辞让武王心生不满，准备出兵解决此事。幸好，姜子牙在场，他成功地制止了武王的愤怒，并将伯夷和叔齐带到了一旁。两人心中十分难过，因为他们的理想国度破灭了。

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们决定以不食周朝的粮食来表示抗议，于是他们选择隐居在首阳山，以采野菜为生，最终因营养不良和饥饿而死。临终时，他们唱起了最后的歌，表达了自己的心情。伯夷和叔齐认为，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再是他们理想中的神农、虞、夏的时代，暴力和争斗已经取代了他们所向往的道德仁爱，这使得他们心灰意冷，最终选择以死抗议。

孔子在《论语·述而篇》中评价这两人时说：“求仁而得仁。”这句话在《史记》中被简化为“求仁得仁”。很多人常常引用这句话，却忽略了后面的“又何怨”三个字，这正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孔子是在怎样的情境下做出这个评价的呢？当时，弟子们在讨论孔子是否会帮助卫国时，子贡试探性地问孔子，伯夷和叔齐这两个人到底是怎样的人物。孔子回答：“古之贤人也。”当子贡问他们是否对当时的局势感到怨恨时，孔子则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何怨”才是关键所在。大家都知道“求仁而得仁”这一价值观，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追求的是做一个仁者，而途中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我们会不会产生怨恨呢？

实际上，这种困惑和疑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很多人都曾感到自己做了“好事”，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甚至因此吃了亏。伯夷、叔齐的结局，在一般人看来，是一种非常悲惨的死法，他们最终因饥饿死去，这种死法无疑充满苦难。那么，他们这样做算不算善终呢？当然不算。

孔子的“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是告诉我们，伯夷和叔齐追求的是心中的仁，虽然他们失去了许多，但他们已经得到了自己最看重的东西——仁。因此，他们并不觉得有任何怨恨。这一点，如果我们深入理解，将有助于澄清儒家和道家的区别。道家讲究的是与天地和万物融为一体，不主张为了“道”而牺牲，因为万物皆由道而来，道是永恒不变的，何须去捍卫？

儒家的“道”则不同，孔子认为人应该追求仁义，追求仁义的过程中，难免会失去一些东西，而这正是人生的常态。孟子进一步强调，这种失去并不重要，因为我们得到了“义”。从这个角度来看，追求仁义的人并不会因为失去其他东西而抱怨，因为他们已得到了最宝贵的“义”。

当我们在生活中努力做好人时，的确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但我们是否会因此抱怨呢？如果有抱怨，那就需要反思：我们是在追求做一个真正的好人，还是仅仅希望通过做好人得到某种回报呢？很多人说“老实人最吃亏”，那么，我们是为了做一个老实人，还是为了通过做老实人不吃亏？

一旦真正理解了“求仁而得仁”这句话中的“又何怨”，许多困惑都能迎刃而解。司马迁将伯夷、叔齐的事迹列为《史记》列传的第一篇，这不仅仅是对伯夷、叔齐的评价，更是司马迁对自己内心的激励与表达。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最终遭遇宦官的迫害，他是否曾后悔过？他为完成《史记》而忍辱负重，内心是否曾有怨言？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的追求付出一切，虽然每个人的追求不同，有些人追求仁义，有些人追求家庭，有些人追求国家，但若是人的贪欲过多，想要得到一切，最终反而会失去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