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北京军区的政委陈先瑞被调任至成都军区，调动的原因相对复杂，既包括客观因素，也有主观考量。虽然这是一项平级的调动，对于已经对原工作环境十分熟悉的他而言，适应新环境意味着必须从头开始建立对一切的了解。

在成都军区工作的前两个月，陈先瑞主要是熟悉军区的情况，并未能完全适应。但在这段时间内，由于健康问题复发，他不得不返回北京接受治疗。按理说，他的身体状况允许他在当地疗养，但他选择前往北京，原因在于他曾长期患有肝病，尽管在过去十几年里都没有复发，但这次病情的严重程度让他不得不考虑到北方的医疗条件，而北京正是聚集了众多医疗专家的地方，能够提供更好的治疗。

在养病期间，陈先瑞了解到南方潮湿的气候对他的病情恢复并不利，医生建议他最好前往干燥的北方。因此，他决定向从事军委工作的陈锡联汇报自己的情况，除了肝部的不适，他还患有心脏病、关节炎和气管炎，这些病症在南方也难以得到有效控制。于是，他提出希望能调往沈阳军区或兰州军区进行恢复。

北方的军区包括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济南军区和新疆军区。选择沈阳和兰州的原因在于，当时兰州军区的司令是韩先楚，而沈阳军区的司令是李德生，副司令员则是刘震。韩先楚和刘震都是他曾经在红25军共事的老友，两人间的熟悉程度使得在新的工作中能够更加顺利。

然而，这两个军区显然并不缺少政委，因此，总政部副主任徐立清与他进行了谈话，初步打算将他调任至铁道兵工作，这样他就可以留在北京，虽然这一决定还需等待进一步的指令。

在北京养病至1977年5月时，陈先瑞的身体情况已有所好转，但他调往北方工作的命令依旧没有下达。于是，他决定申请返回成都军区工作。想想自己在成都军区工作了两个月后又离开了近一年半，心中难免有些复杂。

那时，全军正在进行拨乱反正，组织着揭发与批判的工作。临行前，上级领导向他透露军区司令员曾在工作中犯有错误，而此时仍然需要他担任职务。陈先瑞对此情况心知肚明，返回军区后，他尽量与这位司令保持距离，凡是涉及联名干预的事务，他都遭到拒绝。

不久之后，军区司令员便被调令到军政大学任职。到了1978年3月，随着上级对军区实施的揭批指示，军区内部迅速掀起了针对原军区司令的揭发潮。此后，陈先瑞也面临着职务撤换的审查。

对待工作，陈先瑞一如既往投入。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作为候补委员却没有被允许参会，这让他感到极大的思想压力。未能参会的人在当时被视为在之前的路线斗争中存在错误。会后，他于1978年1月被调离一线，任兰州军区的顾问。

这意味着，在调任成都军区的三年时间里，陈先瑞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北京休养，其余的时间则是在岗位上工作。如今转任二线工作，他也算是如愿以偿，尽管这次并非政委的职位，而是顾问角色。顾问一职显然没有决策权，仅有调查与发言权，以及将军区问题反馈给领导的责任。

在这一岗位上工作仅仅一年，便突然面临离休的局面，这让陈先瑞感到措手不及，心中毫无准备。他对工作的渴望如潮水般涌动，却在这时感到失落，心中空荡荡的，彷佛失去了生活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