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记》记载，周武王伐纣时的军力可谓雄壮，拥有“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周人的军事装备之精良，反映了他们在金属冶炼和铸造方面的强大能力。通过对周原遗址的研究，考古学家确实发现了周人拥有铜冶炼作坊的痕迹，但这些遗址大多出现在西周时期，而早期周人（先周时期）相关的遗址极为稀少。这使得一个问题困扰至今：姬周的大军究竟是从何而来这些精良的装备呢？

十年前，山西的考古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解开了一个长期未解的谜题，既揭示了“虞芮之争”的背后真相，也提供了关于周武王大军装备来源的重要线索。“虞芮之讼”是指商代的虞国与芮国之间因争夺土地而产生的纠纷。两国经过长期争斗未能达成解决方案，最终双方决定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来裁决，而不是求助于商纣王。奇怪的是，虞国和芮国的国君选择了周国的姬昌，认为他德高望重，能够公正裁定此事。

当虞芮国君到达周国时，他们看到周国的百姓行为礼让有加，农夫互相谦让、行人互道平安、男女分道而行，士人、贵族之间秉持着恭敬礼节，一切井然有序，给人一种君子之国的深刻印象。虞芮两国的国君因此感到惭愧，认为争田之事小人所为，而周国显然是道德的楷模，决定返回各自的国家，不再继续争斗。然而，这一段历史的真实性也受到质疑，毕竟姬昌从农民到公卿的变化过于理想化，且虞国和芮国的君主直接拜访姬昌是否合乎常理，也让这一事件蒙上了虚构的色彩。现代考古则揭示出，这段故事背后藏着姬昌的战略意图，实际上与周国军事装备的获取密切相关。

2018年，考古学家在山西运城绛县西吴璧村发现了“西吴璧夏商炼铜遗址”，这片遗址覆盖面积达到110万平方米，位于涑水河北岸的黄土台塬上，距中条山约6公里。2019年，这一发现被评为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之一。该遗址虽然以炼铜为主，但并未发现青铜冶炼的痕迹，主要是冶炼铜锭。从中可以推测，西吴璧遗址与商代的吕国密切相关，因为“吕”字的甲骨文记录可能指的就是该炼铜基地的所在。

几年前，在山西中条山的闻喜发现了“千斤耙遗址”，被确认为中国最早的采矿遗址。这表明，当时的产业链是这样的：古人首先在“千斤耙遗址”采矿，将矿石运到“西吴璧遗址”冶炼成铜锭，最终将这些铜锭送到商朝的都城冶炼为青铜器。

值得注意的是，虞国位于今天山西南部的夏县和平陆北一带，与绛县、闻喜相邻，而芮国则位于虞国西部，今天的陕西大荔到山西芮县一带。面对如此庞大的冶炼基地，姬昌自然会对西吴璧遗址垂涎欲滴。而要想获得该遗址，姬昌必须先征服芮国，再攻占虞国。也许，“虞芮之讼”正是掩盖这一战略目标的手段之一。

历史上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姬昌一旦得到了西吴璧的铜冶炼基地，周国的实力会迅速增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其他诸侯会称他为“西伯盖受命之君”。随着实力的增强，姬昌开始频繁发动战争，《史记》记载了他每年征伐的事迹：“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即黎国，位于今天山西长治）；明年，伐邘（今河南焦作）；明年，伐崇侯虎（位于西安一带）。”同时，姬昌还将都城从岐山迁至丰邑。

因此，当周武王伐纣时，拥有强大的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四万五千甲士等，显然与西吴璧遗址的铜冶炼基地紧密相关。更重要的是，姬周控制了西吴璧后，商纣王则失去了类似的冶炼基地。而商朝与东夷的冲突，也极大地影响了商朝对南方铜锭的获取，导致商朝缺乏足够的资源来冶炼青铜器。由此可以推测，牧野之战中，纣王的军队在装备上的困境可谓严重，许多部队甚至没有足够的武器。而在此时，纣王的内部出现了微子启等叛徒，里通外国，导致最终商朝大军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