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湖南永州市道县的福岩洞里，考古学家发现了47颗人类牙齿化石。经过铀系测年，这些化石的埋藏年代被确定在大约8万到12万年前。

2015年，《自然》杂志上，来自中外多位学者联名发布了《华南最早无可疑的现代人》一文，分析道县的牙齿化石后指出，这些牙齿的形态与现代人无异，属于“无可疑的现代人”。

众所周知，人类起源于非洲，约600万到200万年前，非洲的直立人逐步形成，并开始向世界扩展。可是，关于直立人进化为智人（现代人）的起源地，一直以来最为普遍的理论是“非洲起源说”。根据这一理论，非洲的直立人大约在30万年前进化为智人，随后在大约6万年前走出非洲，扩展到世界各地。

然而，在非洲智人扩展之前，中国的“道县人”已经存在。这一发现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道县人”出土的化石推动了西方学者不得不重新审视“非洲起源说”，但他们仍然坚决拒绝接受“中国本土起源说”的观点。

既然“道县人”被认为是“无可疑的现代人”，且出现在8万到12万年前，意味着其存在的时间早于“非洲起源说”中的非洲智人走出非洲的时间，那么有两种可能性：要么“非洲起源说”有误，要么“道县人”是中国本土直立人进化而成的智人。（见下图，道县人牙齿化石）

然而，《华南最早无可疑的现代人》论文的三位通讯作者之一，英国伦敦大学的女学者托里斯，以及埃斯特大学考古系的邓尼尔等西方学者，并未认同“中国本地进化说”，他们并不认为“道县人”是“直立人进化为智人”的结果。于是，他们对“非洲起源说”进行了修改，试图将其与“道县人”的存在相匹配：

首先，修改了非洲智人走向世界的时间。

面对“道县人”的化石，他们提出，智人走出非洲的时间应该提前至8万到12万年前。

但这一调整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欧洲最早的智人化石出土时间约为4.5万年（这一发现至今仍是研究智人走出非洲时间的重要参考）。那么，为什么“道县人”比欧洲的智人早出现至少3.5万年？非洲与欧洲的距离如此接近，为何智人没有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到达欧洲，而是越过了重重山川，先来到中国道县？

其次，修改了非洲智人到达中国的路径。

传统观点认为，非洲智人应先向北经过以色列，穿越高加索，最终抵达中国。然而，西方学者现在认为，非洲智人应是沿阿拉伯半岛南下，沿着红海海岸线走到印度，再通过中南半岛进入中国华南。

这个路径的改变，源自西方学者的推测：一方面，尼安德特人占据了欧洲，非洲智人无法与之竞争；另一方面，欧洲当时正处于冰期，气候严寒，非洲智人无法适应，因此选择迁徙到温暖的东方，即亚洲南部。由此，他们认为非洲智人抵达华南的时间，比进入欧洲要早几万年。

在这些修改后，西方学者认为“道县人”的存在，依然能够符合“非洲智人走出非洲”的理论。

然而，这些修改存在许多疑问。比如，为什么非洲智人无法击败尼安德特人？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远征万里，来到华南？这一过程中，又有什么考古证据可以支撑这些理论？这些问题至今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中国学者吴新智指出：“这些修改明显是为了维持夏娃假说，但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显然，既然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道县人”是非洲智人后裔，那么在讨论“道县人起源”时，为什么不能以更加谨慎的态度提出“早期中国智人可能是本土演化而来”的观点呢？

事实上，除了“道县人”之外，中国还发现了很多与智人相关的化石，其年代均在“非洲起源说”中的非洲智人走向世界之前。例如，距今200万年左右的中国直立人遗址多达数十处，而且这些遗址的规模庞大、分布广泛、彼此连贯，堪称世界之最。这些发现完全有可能支持中国直立人独立进化为智人。再者，既然非洲的直立人能够进化为智人，那么世界各地的直立人也完全可能在本地进化为智人。

实际上，除了道县人之外，中国的考古学者还发现了许多智人化石，它们的年代都早于“非洲起源说”中的智人走向世界的时间。这些化石在学术界的讨论中，常常被预设为非洲智人，而不是“可能是中国本土进化的结果”。例如，2007年在广西崇左的智人洞发现了两个臼齿和一个下颌骨前段，测定其年代为约11万年前，化石被确认属于正在形成中的智人，处于古老型智人与现代人之间的过渡阶段。

根据逻辑，“崇左人”完全可能是中国本土进化的结果，但像英国学者邓尼尔等，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便预设了“崇左人是非洲智人的后裔”，然后才去寻找解释“为何非洲智人如此早就出现在中国”的依据。

现如今，在中国出土的众多智人化石，虽然还未能彻底推翻“非洲起源说”，并完全证明中国现代人是以本土进化为主、与外界智人基因交流为辅的产物，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了“中国现代人极有可能是本土连续进化的结果”。

然而，许多西方学者仍固守“非洲起源说”，甚至连“中国也是智人起源地之一”的可能性都不愿探讨，甚至对这一猜测避之唯恐不及。至于他们为何如此坚守这一观点，或许与基因推算中的“夏娃说”有关，或许是出于某些偏见，具体的原因至今尚不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