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开国将领中，有许多政工出身的指挥员在战斗中展现了非凡的能力，如邓华、陈锡联、王建安、刘亚楼、杨成武以及刘忠等。这些将领在战场上的表现堪称传奇，而提到前几位上将时，大家或许会有所了解，而对于刘忠的名字却相对陌生一些。

尽管刘忠的名字不为所有人熟知，但他的资历绝对不容小觑。自从他加入革命事业以来，就转入了政工系统，并迅速在组织中崭露头角。他首先担任大队党代表，后来晋升为师直属队的党委书记，接着不久便被提拔为团政委。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刘忠就从连级职务跃升到了团级职务，展现了他过人的能力。

从1930年起，刘忠担任了团政委一职，并且一直在这个岗位上任职直到1934年。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时，他一度担任团长。在一场战斗中，部队遭遇了重大损失，刘忠因此被调往师政治部担任组织科长，随后又调任军团司令部侦察科科长，开始了他为期两年的侦察工作。1936年，当他抵达陕北时，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接受进一步的学习。

抗战爆发后，刘忠从学员身份晋升为抗大十二队队长，开始了军事教育的工作，并且很快被提拔为三大队的大队长。1939年，他被派往敌后根据地，在晋察冀边区办学。他领导的三大队被改编为抗大三团，经过一段时间的行军，他们终于到达了冀中平原进行办学。几个月后，刘忠被调往晋冀鲁豫，筹建抗大六分校，并担任了校长一职。

随着1942年局势的变化，刘忠被调往陈赓领导的386旅担任副政委，协助聂真政委工作。从1934年到1942年，刘忠离开了前线部队整整八年，这一段时间无疑为他提供了宝贵的成长经验，也使他在日后的指挥中更为沉稳和成熟。

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后，刘忠在对日作战中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1944年，他被任命为太岳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接替王近山担任该职。王近山则带领一个团前往陕甘宁边区担任新四旅旅长。从此，刘忠正式踏上了军事主官的岗位。

抗战胜利后，刘忠担任了386旅旅长，后来部队改编后，他担任了4纵10旅的政委，虽然担任政委，但他同样在作战中展现了卓越的指挥能力。内战爆发后，刘忠调任4纵参谋长，并与副司令员完成职务互换，副司令员负责参谋工作，而他则专注于前线作战。

1947年8月，刘忠调任太岳军区司令员，负责二线部队作战，并协助主力部队参加了临汾战役和晋中战役。根据战事的需要，1948年，军区部队改编为野战纵队，参与了太原攻坚战。1949年，部队再次改编为62军，并向西南进发，与刘邓大军联手作战。

大西南解放后，朝鲜战争爆发，作为军长的刘忠非常渴望前往前线，但上级却将他调往新成立的南京军事学院，这一决定让他感到非常不满。为此，他专程找到了贺老总和邓政委，说明自己的立场，但他们告诉他这是上级的决定。于是，刘忠决定亲自到京城去找老首长聂荣臻总长和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希望他们能够改变命令，让他重返前线。

在京城，他见到了过去的老首长萧克，萧克了解了他的来意后，耐心开导他。如今新中国已经成立，许多工作亟待开展，特别是在建军方面，部队正规化建设任务艰巨。作为一名老干部，刘忠应该服从命令，不该提出任何异议。此外，萧克指出，刘院长过去曾是刘忠的老上级，调他去南京工作也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希望他能够支持首长，尽快到南京上任。

回溯到1930年，刘忠与萧克的初次相识是在红12军2纵编入红4军3纵时。那时，萧克是纵队司令员，而刘忠则是大队党代表。由于纵队下面有支队，而支队下有大队，他们之间的工作并没有太多交集。有一次，大队司务长因临时任务丢失了三十多块大洋，按规定应该受到严厉处罚。为了替司务长解围，刘忠主动承担了责任，表示是他让司务长去执行任务，如果要处分，就先处分自己。

萧克对于刘忠主动承担责任的勇气非常佩服，在当时部队纪律十分严苛，刘忠的举动充分体现了一个干部应有的担当。几个月后，萧克被调去担任红4军参谋处长，而两人则没有再共同工作过。

或许正是萧克的一番话，疏通了刘忠的心结，使他最终没有再去找聂荣臻和罗荣桓两位首长，而是顺利地接受了前往南京军事学院的任务。调动刘忠到南京军事学院的原因，显而易见：他不仅有丰富的政工经验，还在抗大担任过学员、大队长和抗大分校校长等职务，拥有丰富的办学经验，而军事学院正是需要这样的人才来帮助部队建设和正规化。